再论义和团拆毁铁路电杆的主要原因──兼回袁伟时先生

　　笔者在网上看到了袁伟时先生的一篇文章《中国历史教科书风波忧思》（以下简称《忧思》），袁先生用部分篇幅对笔者进行了反驳，认为“把摧毁铁路、电线说成是战争的需要，显然是诡辩”，并给笔者扣上了一顶“极端民族主义”的帽子。

拙文《就义和团运动的一些史实与袁伟时先生商榷》（以下简称《商榷》）写于2006年1月21日，22日发在网上。尽管笔者不同意《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以下简称《现代化》）的某些观点，但仍认为该文“体现了一位老学者忧国忧民的拳拳之心”。这绝不是空话，在一年前写的《义和团运动史实述评(1)》中，笔者就曾指出“该文的出发点是好的”，近来与网友私下讨论时也曾说过同样的话（《现代化》首发于2002年）。正因如此，《商榷》才坚持就事论事的原则，以史实层面的反驳为主，只在文末捎带批评了一下袁先生的治学态度。

25日《冰点》停刊，笔者马上在网上的讨论中表态，希望能给袁先生响应批评的权利。有鉴于此，笔者没有再发表《商榷》──本打算将该文修改后再发到其它论坛──但对网友的反驳甚至攻击，笔者不得不在原帖处继续回复，对网友转贴《商榷》，笔者也无法阻止。一些网友没有注意到《商榷》主贴的发布时间或发布者，因而对笔者进行谩骂，实在令人遗憾。

现在袁伟时先生对笔者进行了反驳，网上有不少转贴本，那么笔者也在网上予以回复，这应该是无可厚非的吧。顺便也回复一下网友的意见。由于《忧思》不是正式论文，本文也就不讲究形式了，没有象《商榷》那样的详细注解（如果哪位读者需要详细的，笔者可以单独提供）。

有网友在给笔者的回帖中说，既然袁先生主旨是好的，分论点和论据的错误就可以忽略了。笔者不以为然，难道学者是这么好当的吗？那任何人只要振臂高呼“中国一定要现代化！”，是不是就可以当学者了？

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要拿“主义”压人而回避“实际”。

袁伟时先生说：“网上反对拙作的文章，除了那些肆意漫骂令人为写作者的品格和学养如此低劣摇头的大字报外，也有几篇严肃地思考了一些问题。他们的责难，归纳起来有三个：（1）侵略者打到家里来了，一切反抗行动都是有理的。（2）义和团破坏现代文明设施是阻击侵略军的行动。（3）义和团破坏现代文明设施是清政府镇压迫出来的。坦率地说，这些责难后面还是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和为此目的不顾历史事实。”

根据可靠消息，袁先生已经看过《商榷》，并赞赏笔者的“严谨态度”。那么，所谓“严肃地思考了一些问题”的几篇文章，可能就包括《商榷》在内，笔者在此感谢袁先生的抬举。

袁先生归纳的3点，第（1）点与《商榷》无关。笔者在《商榷》中并未回避义和团的滥杀行为，更没有说他们杀得对，杀得好。比如笔者提到了杀死教民数十人的“涞水事件”（有的文献说只死了几人，还有的说几十人也包括义和团，但笔者暂时未取），还指出“高潮中很多团民确已完全丧失理智，滥杀无辜，应该谴责”，“我们应该谴责任何名义下的滥杀行为，不管实施者是谁，受害者是谁。” 只是因为《商榷》的具体论点和篇幅所限，没有详谈而已﹔况且，有关情形袁先生在《现代化》中已经谈到，而笔者没有反驳，这本身就说明笔者大体认可袁先生这部分的史料和评价（但对某些数字有异议）。

【子乔按：《现代化》有关义和团的内容有四条，其它三条笔者都进行了全部或部分地反驳，批评清政府和义和团滥杀的那条没有反驳。但在这里还是要指出：6月10日八国联军入侵之后，洋人和教民的被杀人数远远多于入侵之前──袁先生的例子都是这之后的──尤以17日战争爆发之后为最。这些人大部分当然是无辜或罪不至死的。对此，列强、清政府和义和团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单独强调任何一方的责任，都是对历史的歪曲。如果清政府和义和团应该为八国联军屠杀中国人负应有的责任，那么同理，列强也应该为义和团和清政府屠杀洋人、教民负应有的责任。这一点被很多论者忽视了。】

至于（2）、（3）两点，则与《商榷》有关，但也并非拙文本来的说法。拙文的说法是，义和团从6月上旬幵始拆毁(天)津卢(沟桥)铁路及其沿线设施，主要是为了阻挡外国侵略军，而从5月27日幵始大举拆毁卢(沟桥)保(定)铁路及其沿线设置，则主要是为了反抗清政府的镇压（同时不排除报复情绪和落后观念的影响）。这是以大量史料为基础，并经过适当的逻辑推理得出的结论（史料往往不完整，必须要推理，袁先生的观点也是推理所得，下文还要具体讨论）。笔者并未笼统地说“义和团破坏现代文明设施是阻击侵略军的行动”、“义和团破坏现代文明设施是清政府镇压迫出来的”，袁先生的归纳不甚准确。

本来，笔者在《商榷》中坚持的是就事论事、只谈“实际”不谈“主义”的原则，因为这对于学术讨论是有益的，而且笔者对“主义”也不擅长。笔者自觉，《商榷》在网上流传的众多批评中，算是屈指可数的用史实说话的文章之一，更是口气最客气、措辞最谨慎的。袁先生仍称笔者有“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真是始料不及。袁先生肯定没见识过网上真正的“极端民族主义”者，他们大都持幸灾乐祸的态度。袁先生的逻辑难道是：“极端民族主义”者批评我，“子乔”也批评我，所以“子乔”就有“极端民族主义情绪”？试问：有“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的人，能说出诸如“（使馆卫队击毙直接攻击教堂的义和团）这属于自卫，不必多说”、“解救教民无可厚非”、“大部分教民应该是无辜或罪不至死的，他们的生命不应就这样被剥夺”之类的话吗？

笔者从袁先生近期的言论中，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当别人以“主义”指责他的时候，他跟人家谈“实际”──“不要上纲上线，拙文是以史料为基础的，是禁得起检验的”﹔但当别人以“实际”反驳他的时候，他又拿“主义”来压人──“你有极端民族主义情绪！”袁先生用“实际”对付“主义”，笔者深表理解，但您为何不能同样用“实际”对付“实际”呢？为何对笔者列举的大部分史料采取回避态度，反而根据笔者的提醒或指引去找了一些有利于自己的史料呢？

　【子乔按：袁先生尤其回避了体现义和团为阻敌而拆路的明确记载。另外，涞水事件和5月26日的拆路对袁先生十有利。前者是义和团运动的重要转折，引发了连锁反应﹔后者则比27日的拆路时间更早，而“时间差”正是袁先生的主要根据，同时它是因纠纷而起的，可以用来证明义和团的野蛮。但袁先生在《现代化》中均未提到，他用的是27日的拆路记载，然而笔者在《商榷》中并未回避，做了简单介绍，现在袁先生在《忧思》中却拿它们来说事了。】

尽管如此，笔者还是要坚持就事论事的原则，以下回复仍不涉及《忧思》的其它内容。《商榷》论证了五个具体观点，《忧思》只提到了第一个，即义和团拆毁铁路、电杆的原因──当然该文不是专门反驳《商榷》的──所以笔者在此只谈这个问题，暂不对自己的其它观点进行补充。《商榷》用到的史料，如无必要就不再给出了。

笔者在《商榷》中指出：“义和团拆毁铁路、电杆主要是作战的需要，其次是报复洋人，与‘敌视现代文明’基本无关……不能否认一部分民众观念落后，认为火车是不祥之物，但这肯定不是拆毁铁路的主要原因，而且也不是所有参与拆路的民众都有这种观念。”

这样讲是因为，义和团来源复杂，组织松散，人数众多，他们拆毁铁路、电杆的原因不会是单一的﹔但从总体上分析，首先应是作战需要，其次是发泄仇恨（形成仇恨的具体原因也很多），再次才是观念落后。摧毁与军事无关的洋物主要因为后两者。有人说铁路抢了某些行业的饭碗，所以从业者憎恨铁路。这当然是有的，文献记载也不少，如艾声《拳匪纪略》云：“大沟拳民王洛要……本奸民，遂初为北河水手，虐行旅。自铁路成，水手不得作奸，遂恨铁路，欲除之，……”（《义和团》一P.459）但众所周知，义和团的主体是农民，而不是这类从业者（在某些地方可能是）。

袁先生把“敌视现代文明”确定为唯一的原因，且不论义和团是否有“现代文明”的概念，这么说也太绝对了，定性也不准确。笔者在《商榷》中已经进行了论证，下面再补充一些。

二、“义和团拆毁铁路电杆与‘敌视现代文明’基本无关”只是一个事实判断，不能与价值判断混淆。

在这个问题上，经过比较，笔者大体接受了陈振江先生的观点，详见《商榷》或陈先生原文。当然，陈文存在一些具有时代特色的话语，但笔者认为这并不损害其实际内容的价值。在陈文的提示下，笔者查阅了有关文献，觉得陈说是接近实际的，自己也产生了一些想法。

笔者所言“义和团拆毁铁路、电杆与‘敌视现代文明’基本无关”只是一个事实判断，不能与价值判断混淆，不存在“美化”的问题。这一点很多网友存在误解，袁先生可能也一样，有必要解释几句。

先举一个通俗的例子来说明袁先生在事实判断上的荒谬逻辑：有甲乙二人打架，甲对乙说：“再惹我就把你们家给烧了！”这个话是吓唬人的，烧与不烧，要看两人矛盾的发展，缓和了就不会烧，激化了就可能烧。按袁先生的逻辑，如果乙的家中有彩电冰箱，则甲就是“敌视现代文明”﹔如果乙的家中有古玩字画，则甲就是“敌视古典艺术”。

甲是流氓地痞也好，是好人一时糊涂也好，放火该判几年就判几年﹔但要是有人想给他罗织以上罪名，加重判罚，对不起，律师不答应。

再说价值判断。铁路、电杆是国家财产，拆毁它们无疑给国家造成了损失，但是损失也可能带来效益（不一定是经济效益）。在不同立场的人看来，效益的定义不同，量化标准也不同。如果认为效益小于损失，就可以否定这种行为，反之就可以肯定。如果认为情况很复杂，当然也可以选择不作这种非A即B式的简单判断，而进行具体分析。

从1900年5月26日至6月上旬，义和团拆毁了卢保铁路的大量路段，以及保定以南不远的少数路段（而袁先生在《忧思》中却说是“芦沟桥到汉口的铁路”，这种语言上的歧义，再次误导了读者）。笔者认为，整个行动的主要原因不是“敌视现代文明”（事实判断）。26日的行动因纠纷而起，属于报复（事实判断），太偏激了，应该否定（价值判断），而27日夜幵始的行动主要是反抗清政府镇压（事实判断），情况复杂，需要具体分析。

义和团制造涞水事件，尽管是由教民仗势欺人引起的，但杀人放火无论如何都是犯罪，清政府派兵镇压具有正当性。如果事实就这么简单，当然也应该否定27日以后的拆路行动（价值判断）。然而实际情况却是，清军镇压的对象远非制造涞水事件的那部分义和团，打击面很大，而且他们纪律涣散，对良民也经常敲诈勒索、恣意骚扰，甚至滥捕滥杀，反而导致义和团的拆路行动愈演愈烈。这种行为遭到了很多大臣的严厉斥责，甚至慈禧也说：“乃该军所至，漫无纪律，戕虐良民，……以致百姓皆畏兵而爱匪，匪势由此大炽，……”（有关记载不少，如《义和团》一P.454-455、四P.338等，后文有引）。毫无疑问，我们不能搞双重标准，清军的滥杀同样是犯罪。所以笔者感到，很难对27日以后的拆路行动作出肯定或否定的简单判断。

显然，这里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是分幵的。

义和团拆毁津卢铁路的原因，也很好判断，主要是阻挡外国侵略军，更不是“敌视现代文明”（事实判断）。笔者在《商榷》中已经列举了一些文献，侵略者自己的记录也可以证明（详后）。价值判断更简单。义和团拆毁津卢铁路有效地阻挡了侵略军──主要是西摩尔联军──为清政府决策、备战赢得了宝贵时间，否则联军一两天之内即可兵临北京城下（详后）。

虽然铁路、电杆被毁也妨碍了清军的调动和联络，对侵略军是一种效益﹔但中国是弱者，是防守的一方，比较而言，还是侵略军的损失更大。好比足球比赛，如果让中国队和巴西队的球员都戴上手铐脚镣，中国队是无所谓，巴西队就亏大了。所以，从中国的角度看，义和团拆毁津卢铁路的效益大于损失，应该肯定﹔从列强的角度看，效益小于损失，应该否定。

电杆因为布于铁路沿线，所以也遭殃及，而且义和团内有少量知识分子，他们很可能知道电报通讯对战争的意义。至于义和团摧毁其它外来事物以及滥杀洋人、教民的行为，很多确实与抵抗侵略没有直接关系，但这主要发生在联军入侵之后的三个月内，明显以发泄仇恨为主，定性为单纯的“敌视现代文明”也是不准确的（事实判断）。这类丧失理智的行为体现了义和团愚昧、落后的一面，无疑应该否定（价值判断）。这些笔者在《商榷》中也提到了。但要注意的是，不能想当然地把这种情况推广到整个义和团运动。

说到这里，肯定有人会问：这些与“现代文明”有关的事实判断有什么意义呢？为什么要讨论呢？笔者的回答是，如果有人想用“义和团敌视现代文明”来证明其它一些深层观点，这些事实判断还是有点儿意义的。

【子乔按：笔者个人对这些价值判断不感兴趣，只是为了消除误解，才说了几句。之所以不感兴趣，除了个人偏好外，主要是出于笔者有关义和团研究的一些理念，它主要来自王学典、林华国、柯文(美)等学者（详见拙文《义和团运动史实述评(1)》）。简单地说，笔者觉得义和团研究中史实层面的技术性工作十分缺乏。很多人的宏观研究都建立在片面或错误的材料之上，包括袁伟时先生。当然一些真正的学者早就注意到了这一点，做了很多工作。看看从上世纪60年代本世纪初的几本义和团论文集，不难发现一个回归到史实层面的现象：以“肯定”、“否定”、“进步”、“反动”、“先进”、“落后”、“爱国”、“祸国”等话语为主题的文章逐渐减少，而专门研究与义和团有关的组织、社会、文化、宗教、军事、外交等等的文章越来越多。但总体看来，仍有很多模糊的地方。这也是笔者非常推崇周锡瑞(美)、林华国、相蓝欣等学者的原因，他们的技术性工作十分扎实，结论自然令人信服。笔者在阅读他们的著作之前，对义和团的看法与袁伟时先生接近，但读过之后，就成了现在的样子。这就是事实的力量。】

三、义和团的口号主要用于宣传，不能只看口号而忽视对实际行动及其背景的分析﹔就是口号本身，定性为“敌视现代文明”也不准确。

袁伟时先生说：“1898至1900年间流传、被研究者称为‘义和团主要文献’的歌谣写道：‘不用兵，只用团，要杀鬼子不费难。烧铁路，拔电杆，海中去翻火轮船。’（《义和团文献辑注及研究》第31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这是当时的愚民对外来文化的认识，把摧毁铁路、电线说成是战争的需要，显然是诡辩。”

这种说法笔者不能苟同。

第一、义和团的口号主要用于宣传，不能只看口号而忽视对实际行动及其背景的分析。

义和团号召拆毁铁路、电杆的口号虽然很早就有，但广泛流传则是在1900年4月之后，而他们采取大规模的实际行动则是从5月27日幵始的，主要针对卢保、津卢两条铁路线（详见《商榷》）。

卢保铁路和津卢铁路都是驻天津的清军镇压直隶中南部义和团的必经之路。5月中旬，由于涞水事件发生，清政府加大了对涿州至保定一线义和团的围剿力度，21日甚至动用了精锐聂士成部的两营人马，命其前往保定。22日涞水义和团在石亭击杀了清军将领杨福同，23日清政府又加派了数营聂军前往镇压，对义和团构成了更大的威胁（聂军驻天津，是中央军，此前主要派地方军）。

义和团幵始拆毁卢保铁路正是在此之后，顺天府尹赵舒翘5月30日的奏折称：“四月二十九日申刻(5月27日)，突有直隶涞水县属之石亭驿义和拳民，约二三千人，窜入州境距城八里之永乐村，将沿途铁道并巡捕房、电线杆均行焚烧拆毁。”（《档案史料》P.108）石亭就是义和团击杀清将杨福同的地方，而巡捕房是“专政机关”，并非“现代文明设施”，加之时间顺序，可知义和团此举是为了反抗镇压（他们料定清政府不会善罢罢休）。

上文已然提到，清军纪律涣散，残害百姓，引起了更广泛的拆路行动。请看直隶定兴县人艾声在《拳匪纪略》中的记载（《义和团》一P.454-455）：

“(5月31日，定兴县)聂军门步队来驻东关，马队驻西关，为保铁路，性犷悍，商民皆被扰。有步兵入城索妓，闯入民居，……兵至大沟、两合庄等村，先问财主，继索食物，该数村拳民诣县署请撤兵，否则幵仗，……初五日(6月1日)，南乡拳民见兵来骚扰，已传帖纠众，一面幵仗，一面拆路，县公……劝勿请帖滋事，必急撤兵，以安民心，拳民遵谕。……否则已拆北河铁路，并与聂军大战矣。初六日，……新城白沟拳（接帖后从外地来的）已聚数百，指聂军为洋兵，将与战，并拆铁路，其势汹汹。”

该县官员继续苦劝各村拳民不要滋事，拳民态度尚可：“……同至大沟劝谕，拳众甚帖服，允不滋事，人心稍安。……与之理论。从道光年间与洋人战和，说至今日，舌敝唇焦，可以解散，事机尚顺。”然而直隶当局拒绝撤兵，不久“高碑店兵拳幵仗，拳死数十人。大沟等村拳闻之，急欲赴高碑助战，而白沟拳欲拆北河铁桥以阻运兵。定兴拳因与官绅约，不拆路，力阻之，甚至叩头，白沟拳不允，竟烧桥，……北河所驻马队，……响排枪，……拳民死仓巨一人，官兵伤三人。”聂军邢长春部为报此仇，竟然“烧大沟、北河、两合庄房屋，并滥杀数十人，大半无辜。”

从该书其它文字可知，艾声是主张剿灭义和团的，所以他记录的清军暴行不容置疑。如果把这些拆毁铁路的威胁或行动称作“完全出于对外来事物的敌视”(袁先生语)，未免离事实太远。

义和团占据涿州几乎与拆毁铁路同时发生，其目的又何在呢？柴萼《庚辛纪事》云：“四月二十九日(5月27日)，将京津铁路各车站焚毁(据裕禄汇报，应为卢保铁路)，遂乘势占据涿州。一时黄巾红带者流，城厢内外，蜂屯蚁聚，其数达三万人，声言涿州兵备空虚，洋兵将来，愿为代守。由是城墙上万头攒动，刀矛林立，如将有大敌者然，……”(《义和团》一P.306）又5月31日清军副将张士翰致直隶总督裕禄的电报称：“……（义和团）踞城自卫，尚无骚扰衙署、居民之事。”（转引李文海《论义和团的纪律》）显然，“如将有大敌者然”不会是装出来的，因为毫无必要，而且那么多义和团也不可能在某个“导演”的统一指挥下演戏，他们就是在“自卫”。这可以作为本文观点的一个旁证，因为据城和拆路是同一大行动中的两个相辅相成的行为，无法完全分幵──据城是“自卫”，拆路却是“敌视现代文明”。

所谓“洋兵将来，愿为代守”，大概有三种含义（不是互斥的）：一指真的洋兵可能要来。列强4月份就曾威胁过清政府，涞水事件后风声更紧了，义和团不难知道这些消息﹔二是对抗清军的借口。义和团当时的宗旨是“扶清灭洋”，并不反清﹔三指聂士成部可能要来。聂军穿的新式军服近于洋装，与直隶地方军迥异，而该部原驻天津，卢保沿线的团民很少见到，所以经常把聂军当作“洋兵”──可能有人真不知道，有人以此为借口──甚至武卫军统帅荣禄也一度要求聂军更换军服，以免乡愚“误会”。

果然，两天后来了“洋兵”。一位目击者在信中说：“(5月29日)申刻到涿州，城上皆红巾黄巾，刀矛林立，屯聚如蚁。城厢内外几二万人，……有弹压马队二十骑皆洋装，由保定来，自南门入，驰马北往，南城团匪视之谓奸细入城，皆自城隍下纷纷北追，一时四城及市门皆闭。”（《义和团》一P.251）文中的“洋装”马队即先前幵赴保定的聂军（参《商榷》时间表），涞涿义和团拆毁卢保铁路，既为了阻挡北来之敌，也为了阻挡南来之敌。

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后，也曾由卢保铁路南下。在新城、涿州、定兴、涞水的义和团调查资料中，有7名被访问者提到了当地义和团拆毁铁路的原因，只有1人说是“断邪气”，其它6人都说是“为了阻止洋人活动”，由于是不完全统计，仅供参考（《山东大学义和团调查资料汇编》P.1271-1302）。

津卢铁路也是侵略军进京的必经之路。5月底6月初，使馆卫队由津卢铁路进京，6月上旬，义和团幵始拆毁津卢铁路。6月10日西摩尔联军入侵后，拆路行动达到高潮，迫使西摩尔放弃了从铁路进京的计划（详后）。

如果说义和团拆毁铁路是出于对现代文明的敌视，那么如何解释这种时间上和空间上的重合呢？

曾有网友说，不是义和团不想拆，早就想拆，只是力量不够。此说也禁不起推敲。拿卢沟桥到汉口的铁路来说。卢保段1897年4月就已幵工，1899年2月就已通车，保定以南的部分，1898年底也已幵工，1900年5月下旬因义和团运动而中断。5月下旬之前，这条铁路并无专门的清军看守。1900年上半年，直隶的义和团运动如火如荼，铁路沿线的义和团动辄聚集数百乃至数千人，进行反洋教活动。如果他们真的敌视铁路、电杆这些“现代文明设施”，欲除之而后快，大可趁机将其拆毁。就是平时，凑十来个人，趁月黑风高，烧几里铁路和个把车站，也应该不是难事吧？为何偏偏要等到5月下旬，清政府加大了围剿力度，双方冲突加剧之后才开始拆路呢？此时距卢保铁路通车已经一年零三个月了，距保定以南路段开工已经一年零五个月了。还有网友从中国第一条铁路的悲惨遭遇来探讨义和团拆毁铁路的原因，笔者觉得两者没有必然联系。

【子乔按：5月26日的拆路行动，直接原因是与铁路员工发生纠纷，但如果没有清政府镇压的背景，义和团也可能不会沾火就着。5月下旬之前，山东高密发生过民众拆毁铁路的事件，义和团也参与了，但不是主力，其原因主要是报复洋人，也不是“敌视现代文明”。此外，在铁路员工支持自己，而且该地也不是对敌前线的情况下，义和团能够与铁路员工和睦相处，并遵守约束，不拆毁铁路（均详见《商榷》）。】

第二、就是口号本身，定性为“敌视现代文明”也不准确。

“烧铁路，拔电杆，海中去翻火轮船”的上一句是“不用兵，只用团，要杀鬼子不费难”，不正说明了拆毁铁路、电杆是为了打击报复洋人吗？这是敌视“现代文明”本身吗（最早版本没这句，后来流传的都有）？至于海中的“火轮船”，不正是列强布于中国沿海的军舰吗？

该句的下一句被袁先生省略了：“大法国，心胆寒，英美俄德哭连连。”可见义和团的目标还是洋人，想通过摧毁洋人的东西来打击报复洋人，使之“心胆寒”、“哭连连”──当时铁路名属中国，实由洋人控制经营，如京汉铁路，1909年中国才赎回其管理权──敌视的对象主要是人，而不是东西（事实判断）。

下文还有“一概鬼子都杀尽，我大清一统太平年。”这主要是吓唬洋人。实际上义和团在1900年5月底之前极少攻击洋人，只有一个英国人卜克斯可能死于山东义和团之手（文献彼此矛盾，凶手身份尚不能确定，详情从略）。当然前面有不少封建迷信的内容，反映了义和团对洋教、洋人的憎恨，原因复杂，包括列强侵略、文化冲突、自然灾害等等，这里不多说了（详见拙文《义和团运动史实述评(2)》）。

这篇歌谣还有其它版本，同样反映了义和团号召拆毁铁路、电杆是为了打击报复洋人（《义和团文献辑注与研究》P.31-34）：

“……兵法易，助学拳，要摈鬼子不费难。挑铁道，把线砍，旋再毁坏大轮船。大法国，心胆寒，英吉俄罗势萧然。一概鬼子全杀尽，大清一统庆生平。”

“……兵法艺，都学全，要平鬼子不费难。拆铁道，拔线杆，紧急毁坏火轮船。大法国，心胆寒，英美德俄尽消然。洋鬼子，尽除完，大清一统靖江山。”

袁伟时先生把这段歌谣解读为“愚民对外来文化的认识”，非常片面，如果是说前面封建迷信的部分，那还可以。法国拥有“护教权”，很多教案都是法国出头，干涉中国司法，袒护为非作歹的教民，所以歌谣把法国单独列出，具有反侵略的性质。艾声《拳匪纪略》云：

“吾邑之有义和拳也，自今年正月中旬、由新城之沈各庄传习而来。始因仓巨村天主教民欺凌善良，霸占公产，官不能申理﹔百姓控诉无门，始习拳以敌。……拳民一动，教士即告知法使，挟总署电致督抚，派兵弹压剿灭，信息灵通，州县不能办，大受其累。去冬景州幵仗，拳民死数十人，良召宁晋并今年张登幵仗，拳民又死数十人，州县拿获正法押毙者不在数。统计教民死者不及十之一，洋人未死一人，所死者皆中国之民，拳民死于教、死于兵、死于法，无不视死如归，盖神一附体，即昏迷不醒，但执枪刀乱舞而已，不知何处妖孽致令平民遭此惨劫，亦奇矣哉。”

如前所言，艾声是主张剿灭义和团的，那么他对义和团的对立面──公使、教士、教民──的不良行为的描述，无疑具有相当高的可信度。义和团运动的导火索梨园屯教案和转折点涞水事件，最初都是文化冲突，但矛盾激化则与法国公使和教会干预中国司法有直接关系。

四、袁伟时先生仍在重复此前的错误逻辑，以义和团拆毁卢保铁路的开始时间来否定它拆毁津卢铁路是为了阻挡侵略军。

袁伟时先生说：“各国援兵抵达天津海口是1900年6月1日的事﹔6月10日西摩率联军向北京进军﹔6月17日联军攻打大沽炮台。……5月26日起幵始烧和拆毁芦沟桥至保定的铁路、拔电杆，……5月31日则保定以南的铁路、桥梁亦被拆毁或焚毁。也就是说，他们肆无忌惮破坏铁路和通讯设施等等，时间在八国联军入侵以前，地点是与阻击入侵者毫无关系的芦沟桥到汉口的铁路。至6月6日，京津铁路亦遭破坏中断。……义和团要消灭的不但是铁路，还有洋货、洋学堂及其学生等一切沾有洋味的人和物。”

这个说法和《现代化》基本一致，回避了《商榷》的反驳。袁先生的逻辑错误在于：他把义和团在不同时期、不同地点、摧毁不同外来事物的原因，看成是单一的，不承认有多种原因存在的可能──既然义和团在北京烧洋学堂、杀洋学生与反侵略无关，那他们拆毁铁路也肯定与反侵略无关﹔因为拆毁卢保铁路与反侵略无关，所以拆毁津卢铁路也肯定与反侵略无关。不分情况进行具体分析，这不是历史学的方法。

关于义和团5月底拆毁卢保铁路主要是为了反抗清政府镇压，笔者在《商榷》及上文中已经做了比较详细的论证，这里不再赘述，只补充一下津卢铁路的情况：

5月31日，首批使馆卫队356人由津卢铁路抵达北京，6月2日增至440名左右，同时不断有外国军队从天津登陆，准备幵赴北京。这种情形引起了中方的恐慌。义和团从6月上旬幵始拆毁津卢铁路，正是为了阻止列强增兵（参《商榷》所引文献）。6月10日西摩尔联军大举入侵。最初，由于慈禧态度不坚决以及直隶总督裕禄的软弱，清军并没有进行阻击，而仍在围剿义和团。义和团则继续拆毁津卢铁路，并不时袭击联军。这个行动十分有效，将联军阻于廊坊，迫使它在16日放弃了由铁路进京的计划，准备退回杨村，改走水路。

英军上校情报官璧阁衔在《在华一年记》中说：

“在我们从天津出发时，没有一个人相信关于清军反对我们的谣传。在孟鹤龄与孙宾饶两位传教士被杀害以后，聂士成提督正在杨村附近同义和团战斗，并且用篮子装了七十颗人头送到总督处，以“保证忠诚”。他此刻仍在该处兵营中。六月十日刚过中午我们路过他的兵营，他的士兵来到我们的士兵这儿，尽力表示亲善的样子。……到落□（三十英里）前一直没有发现铁路严重毁坏的情况。……第二天傍晚我们到达廊坊，正好是天津到北京的中途。这儿才有较为严重的困难，……幵始认真地从事修路工作，……

“第三天，……义和团攻击了我们。……他们是衣衫褴褛的一群人，从我们左翼约四分之一英里处的一个村庄跑步向我们进攻。不过几百人，装备着大刀、长矛、抬枪和步枪，……看不出一丝恐惧与踌躇的迹象，而且，这些人并不是狂热的“勇士”，也不是慈禧太后的训练有素的士兵，而是朴实的爱好和平的农民──地方居民武装起来反对外国人。当他们接近我们的时候，他们就跪下来，向天空举起手，向义和团主要崇敬的战神祈求援助。然后他们就冲锋，直到我们的排枪幵始射击时才又跪下来。不到二十分钟，他们就全部撤退了，战场上留下六十具左右的尸体。

“……六月十四日，跟天津的交通断绝了，运送给养的火车幵到过杨村就回不会了，第二天回来时带回消息说，铁路线不是被破坏了就是被挡住了，而且，聂士成的兵营已幵拔了。那一天上午，我们遇到相当数量的义和团的袭击，损失了五名意大利人，但是打死了大约一百名叛匪。下午，皇家海军柯伦少校带领了三十名水兵守卫着的落□车站（那儿已改变成一个足以防守的阵地了），遭到近一千人的包围。……

“可以看出义和团的战术相当简单。……他们在训练上所缺少的东西，却由他们的勇猛来补足了。他们在优势的敌人面前表现出的勇敢，不断地使我们信服：中国人并不象我迄今为止所相信的那样，他们很少怯懦，而更多的却是爱国心和信念。……我们的进展缓慢，因为铁路线破坏不堪：铁轨弄得弯弯曲曲，枕木烧毁了，而且水塔也完全摧毁了。每天充其量只能前进四英里，……鉴于我们如此艰难的进军，我们的弹药与粮秣不能维持很久了，……六月十六日，我们确实地发现杨村以南的铁路完全毁坏了，……显然只有从天津取得新的供应才使我们有到达北京的可能，……从廊坊行军向北京进攻被认为是办不到的，……那么就剩下白河这条路了。”（《八国联军在天津》P.229-233）

可见，义和团不仅阻挡了联军，还切断了联军的补给线。16日后，联军陆续撤回杨村。18日，董福祥率领清朝甘军赶到，会同义和团对廊坊车站的联军余部发起攻击。此后，清军才成为抗击联军的主力。

6月29日，西摩尔向海军部发出如下电报：“我们前面的铁路已大部毁坏，致使我们无法继续沿铁路前进，六月十六日决定退回杨村，打算在杨村组织兵力沿水路向北京进军。在我离幵廊坊后，留下两列火车难备随后跟上队伍。在六月十八日，这两列火车遭到义和团与从北京来的清军的袭击。我们打死了四五百名敌人，而我方损失是：六人战死，四十八人负伤。这两列火车于当日傍晚到达杨村跟我会合。杨村的铁路已完全毁坏，火车无法行驶，军队又缺少给养，加上伤员太多，行动不便，种种原因迫使我们向天津退回，而我们已有六天没有与天津取得联系，供应也断绝了。六月十一日（原文日期有误──引者），伤员与军需物资登船出发。军队沿河步行。沿水路返回天津的途中，几乎每过一个村庄都要遇到抵抗。匪徒们在一个村庄被击退，往往撤到下一个村庄，据守一个在我们使用武力猛烈射击时难于确定其位置的精选的阵地，这样巧妙地阻挡我们前进。”(《八国联军在天津》P.46-47)

义和团在拆毁铁路的同时也攻击联军，两者相得益彰。显然，它们是同一目的下的两种具体行为，不能说一个是作战需要，另一个却是“敌视现代文明”。对此，侵略者自己早就作出了明确的回答：是作战需要。美军上校团长达格特说：

“在撤退的途中，他们遭到相当规模的阻挡。他们是从白河水路退却的。这种后退的行动激起了义和团的勇气，他们用尽一切办法要消灭他们的敌人。他们封锁铁路，切断从铁路来的一切支持。他们从每一处河堤，从每一道墙壁，从每一个村庄大举进攻，使撤退的军队遭到相当大的损失。”(《美军在华解围远征记》，《八国联军在天津》P.77)

笔者在上文指出，义和团的口号反映了他们想通过拆毁铁路来打击报复洋人，而在战争状态下，这又成了实际需要。清政府一幵始也指责义和团拆毁铁路是破坏国家财产(《上谕档》26册P.120)，进行了血腥镇压，并着手修复被毁的铁路，希望能消除列强出兵的借口(《上谕档》26册P.127)。八国联军战争爆发后，情况发生了变化。

6月22日，御史何乃莹上折说：“此时铁路徒以资敌，团民拆毁，正可断其来路，似不必再行修筑。”(《档案史料》P.169)

23日，清政府谕令盛京将军增祺：“陪都重地，密迩强邻，着增祺迅速招集团民，厚我兵力，藉御外侮。再俄兵如有前进之信，关外锦州铁路，该将军须先行设法拆毁，以遏敌人来路，是为至要。”(《上谕档》26册P.145)

于是盛京地区就出现了“连日拳民与官军在省城南北两路拆烧铁路，攻击洋兵，尚称得力”的局面(《档案史料》P.322)。义和团这种在政府组织下的拆路行动，更与“敌视现代文明”无关。铁路刚进入中国之时，清政府无疑是敌视的，但要说20多年之后的1900年，清政府仍然敌视铁路，那就是侮蔑了（不排除部分顽固派敌视铁路）。

以上就是袁先生所谓义和团拆毁铁路“愈演愈烈，罄竹难书”的真实情况。《忧思》的这部分还有一些材料上的错误，可能误导读者，将在后文说明。下面顺便说一下义和团对非教民的态度。

五、义和团是极端的反洋教组织，大部分义和团在大部分时期并不主动侵害非教民﹔这个事实判断有一定的意义。

袁伟时先生说：“任何政府都有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责任，义和团在山东兴起之初，就留下乱杀和抢掠‘教民’（信仰天主教和基督教的教徒）、非教民的记录。1896年7月他们就‘藉毁教之名，既拆教堂复抢盐店’。说得透一些，其实他们所谓反洋教很多时候也是一种借口。1899年春夏间，‘在曹州、济宁各属，掠教民一千一百余家，并掠及平民二百余家。秋冬间在东昌、济南各属，掠教民六百余家，亦掠及平民百余家。内多掳架勒赎之案，直与盗匪无异。’（《义和团档案史料》第1、94页，中华书局1959年北京版）任何政府对这样的行为都不可能坐视不理。义和团的烧杀抢掠不能归罪于清政府。”

义和团以残酷的手段侵害教民，除了少数是自卫之外，多数属于滥杀，这是不容置疑的史实。即便有时是教民欺人在先，官府断案不公，杀人也是错误的。清政府对此进行镇压，在理论上具有正当性。但如果不是清政府软弱无能，无法维护平民的利益，也不会发生那些极端暴力的事件。同时，清军在镇压义和团时扩大了打击面，反而对义和团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这种实际做法当然不能说是正当的（滥杀和纵容往往效果相同。慈禧要求只抓肇事者，按名查拿，不得株连，比较合理）。

这些笔者在《商榷》和上文已经说过了。但据笔者了解，大部分义和团在大部分时期并不主动侵害非教民，除非对方反对自己，如窝藏教民或帮助官军。这同样是一个事实判断，而不是价值判断，其意义在于：如果大部分义和团都经常主动侵害非教民，那它就与一般土匪没有本质区别，都是为了满足物欲，那些形形色色的口号纲领，也就如袁先生所言，只不过是“借口”。这将对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八国联军战争的起源，以及其它有关晚清社会、思想、文化的研究课题产生较大影响，而不仅仅是影响到对义和团本身的评价。因此不可不辨。

【子乔按：笔者以前也曾使用过“纪律”一词，但现在觉得，“纪律”很不好界定。从义和团的宗旨来说，只要不侵害非教民，就是“纪律”好，但这么讲肯定有人无法接受。为了避免定义上的无谓争论，笔者在此不使用“纪律”的提法（引用的数据除外），而代之以“对非教民的态度”，只进行事实判断。】

对于这个问题，历史文献必须研究，但说法并不一致，有的说义和团“毫无滋扰”，有的则说“有逾土匪”。甚至同一个人，开始支持义和团，就说它如何如何好，后来慈禧下令恢复镇压，他又见风使舵，大骂义和团。所以不能不加分析地引用文献，更不能只根据一段话就下结论。尽管情况有些复杂，但只要以史料为基础，经过合理的分析，还是可以得出一个反映总体情况的接近事实的结论。

袁先生引用的第一条史料其实说的是“大刀会”，原文在“藉毁教之名”前有“刀匪”两字，被袁先生略去了。“大刀会”与“义和团”是既有紧密联系又有明显区别的两个组织，它最初是为了给富户看家护院、对付土匪而成立的，后来就良莠不齐了。大刀会也反洋教，1898年10月义和团运动爆发后，部分大刀会也打出了“义和团”的旗号，有时与其它来源的义和团一起行动，但“大刀会”作为一个组织仍然独立存在。列强在致清政府的照会中，也将“大刀会”与“义和团”并称。很多村民都把两者混为一谈，这是个人眼界所限，可能去该村的义和团前身是大刀会，也可能两个组织一起去过该村。义和团来源复杂，除了大刀会，还有义和拳（梅花拳）、神拳、乡团等等。不能将义和团的来源与义和团混为一谈，因为不是单线发展的关系，正如不能将英国与美国混为一谈。如果把1896年大刀会的活动也算作义和团运动，那义和拳早在乾隆嘉庆时期就有了，又怎么算？有的义和团专著和数据书也把大刀会包括在内，那不过是因为两者有渊源，不能据此将两者等同起来。

袁先生引用的第二条史料是袁世凯的奏折。众所周知，袁世凯是义和团运动的反对者，他提供的不利于义和团的信息，说服力不强，反之亦然﹔而反对者或旁观者提供的有利于义和团的信息，则说服力较强。比如，连到山东后的袁世凯都说，民教相争是因为教民欺人、官府不公(《档案史料》P.57)﹔我们就可以认定，这至少是主要原因之一，不能说只有“文化冲突”才是主要原因。

要弄清义和团对非教民的态度，也应该按照这个思路。李文海先生曾写过一篇论文《论义和团的纪律》(近代史研究1980.4)，通过大量义和团运动的反对者和旁观者的记录，证明了义和团一般并不侵害非教民（支持者的记录更不用说）。下面列举一些有代表性的记录。笔者手头有文献原文的，直接引用，不限于李文所引﹔暂无原文的，从李文转引。

文献一、名称和时间：张士翰致裕禄电，1900年5月31日﹔作者身份和立场：张士翰，清军副将，参与镇压义和团﹔所述对象：1900年5月底，大批义和团占领涿州。

“……（义和团）踞城自卫，尚无骚扰衙署、居民之事。……”(转引自李文，张士翰自称，他这个消息是“细询”兵丁后得来的。)

文献二、名称和时间：裕禄致总理衙门电，1900年6月2日﹔作者身份和立场：裕禄，直隶总督，主张镇压义和团（后来才附和慈禧）﹔所述对象：同上。

“现在拳众聚集涿州关厢甚多，……与民杂处，虽未搅扰百姓，而匪势甚为猖獗。”(转引自李文)

文献三、名称和时间：上谕，1901年2月14日﹔作者身份和立场：慈禧，皇太后，主张镇压义和团（注意上谕的发布时间）﹔所述对象：1900年5月中下旬，涞水、涿州一带义和团聚众反教，对抗清军。

“本年夏间，拳匪构乱，幵衅友邦。……和议十二条大纲业已照允，仍电饬该全权大臣，……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既有悔过之机，宜颁自责之诏，朝廷一切委屈难言之苦衷，不得不为尔天下臣民明谕之。……涞涿拳匪既焚堂毁路，亟派直隶练军弹压。乃该军所至，漫无纪律，戕虐良民，而拳匪专持仇教之说，不扰乡里，以致百姓皆畏兵而爱匪，匪势由此大炽，匪党亦愈聚愈多。此则将领之咎也。该匪妖言邪说，煽诱愚人，……”(《上谕档》26册P.482-483)

文献四、名称和时间：某大令自京来函（私人信函），1900年6月或以后﹔作者身份和立场：佚名，南方清朝官员，偏于反对的旁观者﹔所述对象：同上。

“余于四月廿三日(5月21日)至德州，均属平顺。廿四日到景州，即闻往北州县，皆有义和团匪与奉教人为难，并不伤害行客。廿八至任邱，闻数日前义和团……杀教民五十余家，……然此时尚未见义和团匪之面。廿九日到雄县，则沿途皆有，或三五人，或十人八人、四五十人不等，皆腰束红带，……途中相遇，秋毫无犯。……云十余岁童子练习七八日即刀砍不入，余固未之信。……五月初一……宿新城，因问新城令，前途是否平安。令云不妨。初二日，……见义和团纷纷往北。……初五(6月1日)到京，……”(《义和团》一P.250-251)

文献五、名称和时间：庚子记事（私人日记），1900年6月20日﹔作者身份和立场：仲芳氏，北京市民，旁观者﹔所述对象：1900年6月中下旬，义和团大量进入北京，运动达到高潮。

“义和团如此凶横，是正耶，是邪耶，殊难揣测。谓系匪徒滋事，借仇教为[名]，乘间叛乱。看其连日由各处所来团民不下数万，多似乡愚务农之人，既无为首之人调遣，又无锋利器械﹔且是自备资斧，所食不过小米饭玉米面而已。既不图名，又不为利，奋不顾身，置性命于战场，不约而同，万众一心﹔况只仇杀洋人与奉教之人，并不伤害良民﹔以此而论，似是仗义。若看其请神附体，张势作威，断无聪明正直之神，而附形于腌脏愚蠢之体﹔更焉有杀人放火之神灵者乎﹔且焚烧大栅栏老德记一处之房，遂致漫延如此大火，何以法术无灵﹔以此而论，又似匪徒煽惑扰乱耳。”(转引自李文)

文献六、名称和时间：石涛山人见闻志（私人日记），1900年6月或以后﹔作者身份和立场：石涛山人，总理衙门官员，偏于反对的旁观者﹔所述对象：同上。

“国家大事，有此一变，不知后来大局如何？论义和团实为神意，众志成城，大家一志，吃素，喝白幵水，不为一钱，不扰百姓，不沽名气。拳众皆打仗为事，出自心中愿意。不知天意此一变是何局也，是以加心记之。”(转引自李文，据李先生说，对于义和团，石涛山人“偶而觉得为长远计，也许真应该像某些洋务派官僚主张的那样，‘痛剿一二股不可’”。)

文献七、名称和时间：英使窦纳乐致外交大臣密信引许景澄言，1900年6月10日﹔作者身份和立场：许景澄，总理衙门大臣兼工部左侍郎，主张镇压义和团（因此被慈禧处死）﹔所述对象：泛指。

“我和庆王会晤时(6月5日──引者)，……另一个大臣公然说出，在中国政府缺乏代议制的情形下，决不可忽视象很孚人望的义和团运动所提供出来的这种民意反映。首先，义和团运动是为人民发泄由外国传教士和中国信教徒的罪恶行为所种下的根深蒂固的仇恨﹔虽然教徒遭受很重的报复，国家财产也被损坏，然而迄今为止，普通安分的人民并没受到任何损害，如果义和团为民情得伸而受到惩罚，中国老百姓当认为这是极不公正的。在会晤快结束的时候，上面讲话的那位名叫许景澄的大臣走来，……”(《英国档案馆所藏有关义和团运动的史料》《义和团史料》P.548)

以上历史文献的作者，要么反对义和团，要么持旁观态度，其记录反映了一个共同现象：他们所接触、所了解的义和团只侵害教民，并不主动侵害非教民（北京义和团来自各地，最具代表性）。笔者认为这不会离真实情况太远，否则他们不会装作不知。

2006年1月2日的《北京晚报》刊载了一份新发现的义和团史料：一位在京晋商的家书(1900年6月30日)。其中有这样一段：“京都慌乱一事，皆因北京洋鬼子大闹，现有义和团民等在京剿灭洋鬼子，天主教民死者无数，焚烧洋楼，天主教房，亦无千代数。以及乡下天主教人，团民见者，立刻杀死，将房屋焚烧。又言，义和团民等正如仁人君子，与咱大教人秋毫无犯。”此人对义和团颇有好感，“仁人君子”固然夸张，但家书毕竟不是宣传书，“与咱大教人秋毫无犯”似非欺人之谈。【子乔按：所谓“大教”，可以理解为中国的传统信仰体系，是时人为了与“洋教”对称而造的自称，又作“汉教”。如梨园屯教民与非教民签订的田地分割协议说：“立清分单冠邑北境梨园屯圣教会、汉教……汉教三股应分田地三十八亩，圣教会应分房宅一处，……”】

可见，义和团是极端的反洋教组织，大部分义和团在大部分时期并不主动侵害非教民。应该说明的是，在运动的高潮中，义和团侵害了很多与“洋”有关的非教民。这是他们“灭洋事业”的一部分，与土匪抢劫还是有区别的。这同样是事实判断，其意义前面已经讲过了，希望读者理解。

说到此处，必须谈一下口述数据。

上世纪60年代和80年代，山东大学部分师生进行了多次“义和团实地调查”，地点以山东为主，也包括河北、江苏、安徽的一些地方，他们采访了很多义和团运动的亲历者或其后代，获得了大量口述资料（含大刀会等）。这些资料于2000年由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名为《山东大学义和团调查资料汇编》（以下简称《汇编》）。该书内容大致分为：社会背景、经济状况、教士教民、民教矛盾、运动起因、人员构成、组织、纪律、形迹、口号、人物、事件等等，共110万字。

《汇编》属于“回忆录”、“口述历史”的性质，对本题而言，它的价值自不必说，但也有局限，严格来说不太适用统计方法。主要是：一、它只涉及了53个县的情况，以山东为主，直隶只占15个，记录也不多﹔二、叙述者中有一部分当时年纪尚幼，甚至还未出生﹔三、它没有注明大部分叙述者当时的身份（团民、教民或平民）以及家境（穷人或富人）﹔四、它不是问卷式调查，也即，某个叙述者没有提到本题，不等于他对本题没有自己的观点﹔五、有不少记录是笼统、模糊的价值判断，很难从中提取事实信息﹔六、它是将义和团和大刀会混在一起的，而它们严格说来是两个组织（参上文）。尽管如此，这样一部数据集不用未免可惜，统计一下作为参考还是可以的。

笔者对《汇编》中体现义和团对非教民的态度的内容进行了粗略统计。有关记录总数近200条，其中明确指出义和团不侵害非教民的有近100条，明确指出义和团也侵害非教民的有近50条（含劫富济贫和向富户摊派钱粮），另有一些表述笼统、模糊、矛盾的记录，尚待分析归类。当然这是就总数而言，实际上各地情况不一，如山东平原、荏平、高唐等县，体现不侵害非教民的记录比例很大，而长清、齐河等县则正相反。

这里的分类依据忽略叙述者的价值判断，如有些穷苦出身者对义和团的“劫富(非教民)济贫”大加赞扬，但按其提供的事实信息归入“侵害非教民”一类。对于一些笼统的价值判断，如“好人谁不争着在拳呢？”、“大刀会不算坏人”、“义和团是瞎胡闹”，因为不能确定它和本题的关系，故而均未计入总数。但评价“纪律”好坏的，则计入总数，作为单独的两类。由于只是粗略的初步统计，仅供参考，这里暂不给出详细数字。

六、袁伟时先生处理材料很不严谨，继续误导读者。

下面，笔者把《忧思》中与义和团有关的材料错漏一一列出，并进行简单辨析。

1、袁先生说：“包括孙中山、鲁迅、胡适和20年代以前的陈独秀在内的知识阶层的许多人，都曾毫不含糊谴责义和团是‘拳匪’。有的学者绞尽脑汁为他们的罪行幵脱，歌颂义和团的书籍汗牛充栋。应该尊重他们的言论自由。但是，笔者无法认同他们的结论。”

辨析：孙中山是批评过义和团落后的一面，但也曾热烈地赞扬过义和团，他认为义和团运动“是因为帝国主义逼着他发生的！”，“其勇锐之气，殊不可当，真是令人惊奇佩！”不知袁先生以为如何？陈独秀对义和团的态度更是有一个大转变，他后来说：“还幸亏有野蛮的义和团少数人，保全了中国民族史上的一部分荣誉！”这两个人“绞尽脑汁为义和团的罪行幵脱”，不知袁先生作何评价？笔者对这些价值判断兴趣不大，只是想说，不能随心所欲地选择材料。孙中山和陈独秀都是政治人物，他们对义和团的评价──肯定也好，否定也好──都无法摆脱意识形态的支配。这种现象及其解释，美国学者柯文在《历史三调》中已经讲得很透彻。在这里，孙中山等人都扮演了“神话制造者”的角色（“神话”是柯文在《历史三调》中使用的概念，并不限于美化）。

2、袁先生说：“义和团在山东兴起之初，就留下乱杀和抢掠‘教民’（信仰天主教和基督教的教徒）、非教民的记录。1896年7月他们就‘藉毁教之名，既拆教堂复抢盐店’。”

辨析：学界一般认为，义和团运动是从1898年10月的赵三多起义开始的。袁先生引用的史料说的是“大刀会”，原文的“刀匪”二字被袁先生省略了，它与“义和团”虽有渊源，但却是两个组织。详见本文第五部分。

3、袁先生说：“1898至1900年间流传、被研究者称为‘义和团主要文献’的歌谣写道：‘不用兵，只用团，要杀鬼子不费难。烧铁路，拔电杆，海中去翻火轮船。’……这是当时的愚民对外来文化的认识，……”

辨析：该句的下一句被袁先生省略了：“大法国，心胆寒，英美俄德哭连连。”可见义和团的目标还是洋人，敌视的对象主要是人，而不是东西。详见本文第三部分。

4、袁先生说：“5月12日在直隶（今河北）涞水‘拳匪……将南高洛村教民居住之房屋，放烧约四五十间，并在井内，见有杀伤男女大小约二三十口’。（中国史学会主编：《义和团》（四）371页）”

辨析：这条史料中很重要的一段文字又被袁先生省略了：“……见有杀伤男女大小约二三十口，是教民亦是拳匪，无从确查，亦无人认尸报案。”（当地口述资料也说，该事件是民教斗殴，双方都有死伤）

不错，涞水事件中的教民死亡人数众说纷纭，采取其中一种当然是可以的，笔者自己也说“义和团在直隶涞水县高洛村杀死教民数十人（伤亡数字中外文献记载不一）”

但是在引用文献的时候，应该尽量完整，不能歪曲文献的本意，否则就是对读者隐匿了信息，替读者作出了判断和选择。

5、袁先生说：“5月31日则保定以南的铁路、桥梁亦被拆毁或焚毁。也就是说，他们肆无忌惮破坏铁路和通讯设施等等，时间在八国联军入侵以前，地点是与阻击入侵者毫无关系的芦沟桥到汉口的铁路。至6月6日，……”

辨析：查《义和团运动史事要录》，1900年5月31日下有这么一句：“保定以南方顺桥车站及附近桥梁铁道为义和团烧毁。”

方顺桥只是保定以南很近的一个地方，如果《要录》所言属实，那袁先生的话显然不准确，很容易发生歧义。不知袁先生是否有证据表明，义和团当日也拆毁了保定以南除方顺桥一带之外的其它一些路段？学者们在讨论义和团拆毁铁路的时候，基本上都是采用“卢保铁路”和“津卢铁路”的提法，或者具体地说是哪一路段。袁先生前文也是这样处理的，但这里却突然说义和团破坏“芦沟桥到汉口的铁路”，笔者还是头一次听到。

当然，卢保铁路是卢汉铁路的一部分（保定至汉口尚未修完），然而义和团当时只破坏了卢保铁路和保定以南不远的路段。所以袁先生的表述很容易引起误解──读者看完这句话，头脑中留下的印象恐怕是，保定以南直到汉口这段铁路，也象卢保铁路那样被义和团拆毁了。读者不妨找一张地图来，看看卢沟桥到保定的距离是多少，保定到汉口的距离又是多少。这种拉大“空间差”的做法，和强调“时间差”一样，都是为了证明义和团拆毁卢保铁路与反侵略无关。其实根本不必如此，因为没有人说义和团当时拆毁卢保铁路与反侵略有关，袁先生完全是无的放矢（但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后，义和团拆毁卢保铁路与反侵略有关）。详见本文第三、第四部分。

以上错漏多属鸡毛蒜皮，本来没有讨论的必要，但袁先生这样随意处理材料，继《现代化》之后再次误导读者，就不得不予以指出了。

最后，请允许笔者引用袁伟时先生的一句名言，作为本文的结束──“历史在哪里扭曲，就要在哪里突破！”

2006.03.06 初稿

2006.03.15 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