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我是中学历史教材审查委员会委员，可是，对课程改革和教材编写工作，我只是一个小学生。因为“与时俱进”，这是个真理。当前适时地提出教育改革，推动改革，并具体布置、安排、指导改革的是党中央、国务院、国家教育部。1996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和2001年6月《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对于中学的调整和改革课程体系、结构、内容，建立新的基础教育课程体系，对于加快构建符合素质教育要求的基础教育课程体系等，都有原则的规定和指导意见。教育部制定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确定了改革目标，研制了各门课程的课程标准或指导纲要，这对“中学历史课程改革和中学历史教材的编写”，不仅有了“总体意见”，而且还有许多指导乃至操作性的具体意见。我们只要认真学习，正确领会文件精神实质，操作起来，应当心中有底了。我能谈的只是个人在学习和工作过程中听一些看法和会。

　　问：您认为目前在编写教材的工作中存在着一些什么样的重大问题？

　　答：最重大的问题是对上述中央文件(包括教育部文件)学习不够，领会不深不透，未能把文件精神与编写目的、选定的历史知识结合起来，融会贯通，各册教材的指导思想都不同程度的存在问题。这里所谈事例都是我们在审查教材时发现的，现在已经解决了。但再谈一下还是有益的。

　　指导思想，在《历史课程标准》中有明确的规定。如在《前言》中说：“这次历史课程改革要以唯物史观和科学的教育理论为指导。”在《课程性质》中说：“通过历史课程的学习，学生获得历史基本知识和技能，初步了解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过程，逐步学会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一言以蔽之，中学历史教材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可是，在今天要顺利正确地贯彻这一原则很不容易，主要的干扰来自史学界的某些主张。有些学者认为“学术应当自由”，“历史事实是客观存在，应当任凭学者们去发挥自由思想，自由研究，自由开发，自由创造；不需要用哪一家思想理论做框框”。他们认为，有了指导思想就多了一层束缚。他们尤其反对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五种社会形态”是一个大笑话，是“斯大林模式”，是教条主义，是紧箍咒。说：“中国史学界在教条主义的影响下，讨论了几十年的古代史分期问题和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白白浪费了时间，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显然这些论调是错误的，可是却正在严重侵害着中学教材的改革和编写。

　　研究历史，编写历史，要不要有指导思想？回答是肯定的。历史著作与史学思想两者是与生俱来的，是骨肉与灵魂的关系。《左传》的“君子曰”，《史记》的“太史公曰”，《资治通鉴》的“臣光曰”等等，都是史家理论、观点的集中表现。中国的史学名家司马迁著《史记》，公开揭示：“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英国的史学名家阿诺德·汤因比著《历史研究》，也明确指出：“历史的事实不是‘存在于人的头脑之外的原始事物或事件，因为在我说出它们之前，它们已经经过人的头脑的过滤了’。”没有任何一个文学家、没有任何一本历史书没有理论、思想，其中包括了那些倡导“学术自由”的人。当然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学派、不同的个人的历史观并不相同，有正确、有错误、有进步、也有落后。中国传统的历史观和考据学有过巨大的贡献，但至20世纪初传入我国的实证主义历史观和研究方法较前者有很大的进步；稍后，传入我国的历史唯物主义，又较前二者有更大的进步。中国史学研究的飞跃发展，研究队伍的迅速壮大，不是在新中国建立之前，而是在新中国建立之后，其主要原因之一，得力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广泛的传播。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始于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中国社会史论战”，其时间远远早于斯大林发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书的1938年。正是对这个问题和资本主义萌芽等问题的大讨论，大大向前推进了中国的史学研究，繁荣了史坛，解决了许多理论问题和史事问题，也培养了一大批新的青年史学家。

　　问：您认为当前中学历史教材在贯彻指导思想方面存在有哪些问题？

　　答：中学历史教材，不要讲空洞道理，要寓论于史，用史实表现观点。就像驾驶员一样，要时刻把稳方向盘。这个“方向盘”在《历史课程标准》中已有规定。如说：使学生“初步了解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过程”；说中国古代史“历经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三个发展阶段”；说中国近代史则“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逐渐形成到瓦解的历史”，也是中国人反帝反封建，最后“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的历史。可是不少教材的编写者对上述指导意见似乎视而不见，所写出的教材概念不清、线索模糊。古代史不讲奴隶制、封建制、阶级、剥削、压迫等等，只有王朝兴替，没有社会演进。在近代史上，只讲反侵略，不讲反封建；只讲太平军抗击洋枪队，不讲太平天国反封建的革命运动。连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也降格为“近代化起步”。没有旧民主主义革命及其失败，怎么讲新民主主义革命兴起及其获得伟大胜利呢？对建国后的50年，写得也有气无力，无思想，无感情。当然不是要求每课都要写得有声有色，凯歌猛进。《课程标准》中列有“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一目，“探索”总有直路，有弯路；有成功，有失败。对这些问题应当怎样写，哪里宜粗，哪里宜细，歌颂什么，批判什么，编写者应有主见。可是有些教材对成功的史事表述平淡无味；而对于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等等则连篇累牍，绘声绘色，令人读来啼笑皆非。对学生的思想导向也有问题。《课程标准》规定的使学生“能从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中体会到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重要性，坚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的信念”等，通过上述教材很难现。

　　问：您认为教材世界史部分存在什么问题？

　　答：《课程标准》中有关世界史的部分的指导思想也很明确，知识要点比较得当，对转变教学态度和学习方法也有具体要求。存在的主要问题仍是指导思想贯彻不力。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思想文化方面引进了许多外国的学说或见解，由此在我国衍生出来的土生学说也不少。使我国的学术界有多元化趋势，这有利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繁荣学术；当然滥竽充数者也有。中国人民大学有位学者著文主张“文化学术可以多元化，但指导思想不能多元化”(大意)，其说甚有见地。尤其是中学历史教材，是政府行为，代表国家，其指导思想只能一元，就是要坚定地、准确地、旗帜鲜明地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编写世界历史教材也要如此。譬如，这些年来，外国人在世界文化史方面有不少新论，其学说之一是“文明冲撞”论，把“暴力冲突”与“和平往来”并列为文明交往的“两种基本形式”。把残酷的希波战争、亚历山大东征、罗马征服地中海、十字军东征等，都说成是东西方文化由冲撞而融合的重要方式。他们甚至对当年发动向东方侵略的鼓吹者、雅典大奴隶主阶级的代言人伊索格拉底多次呼喊的狂言：“让我们把战争带给亚洲，把财富带回希腊！”深感犹有余韵。我们的中学历史教材就受到这种影响，把“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的观点，战争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的观点；“暴力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有革命的暴力，也有反革命的暴力的观点统统置之脑后。一厢情愿地大讲和平，与历史实际相去甚远。

　　对世界近现代史的处理也有问题。比较明显的事例是对于美国和苏联的论述。讲美国，以“民主”为标题，详述“罗斯福新政”，如数家珍，图文并茂，最后的评论是：“罗斯福新政不仅使美国渡过了经济危机，挽救了民主制度，也为其他国家实施国家干预经济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而讲苏联，情况则大不同了。其“农业集体化”“肃反运动”“个人崇拜”“斯大林模式”等，事事扣人心弦。而后，则是“赫鲁晓夫改革”“戈尔巴乔夫改革”。到最后，雄居世界七十余年的苏联像倾颓的大厦，轰然毁灭。我不知中学生们在读了美国、苏联这两段历史之后有何感想；就是他们的父母读了，也会有方向不清、道路不明、是非不辩，好人坏人不分之感。当然，这些都是教材编写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还没有涉及实验使用。

　　编辑：您谈得很好，谢谢您接受本刊采访。

载自《中学历史、地理教与学》

2003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