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版历史教科书：古蜀文明的新认识

【议一议】

金质权杖的使用，在中国有其他例证吗？这种权杖为什么要放置在祭祀坑里？

答案提示：关于三星堆出土金杖的性质，是争论得最多的问题。有人认为，金杖具有巫术性质，应是巫祝之类的人物所使用的法器，是“祭杖”或“魔杖”；有人认为金杖是一种图腾式的族徽标志，是古蜀王国的权杖，是由最高统治者执掌的王权和神权的象征。

前一种看法的依据是，从金杖图案的内容来看，具有浓郁的巫术性质。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对金杖图案作出了如下解释：“众所周知，商人有崇拜鸟的信仰，并将玄鸟奉为始祖。商人某些宗教信仰对蜀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在这个时期蜀的柏灌、鱼凫、杜宇三氏君王都是崇拜鸟的，并以鸟为图腾，因而鸟在蜀人心目中有至尊神的地位。另外，古人为取得生活资料来源而采取的各种措施中顺势巫术或模拟巫术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精心地模拟所要寻求的东西，这是世界上很多民族中极常见的巫术现象……金杖上那鱼被箭射杀，鸟又连箭杖带鱼地托负着成队飞来的图案，是蜀人根据顺势或模拟巫术的原理雕刻出来的一幅通过巫术而希冀捕鱼成功的渔猎祈祷图，当然其中也隐含着图腾崇拜的意味。”

后一种意见认为金杖就是权杖，是较为普遍的看法。持这种看法的学者指出：这柄金杖，由于它与大量青铜器礼器、青铜人头像、人面像、玉石器、象牙、海贝等巨大的物质财富同出一坑，也由于用杖象征权力是司空见惯的文化现象，因此人们很容易把它称为“王权杖”，或简称“权杖”。“很明显，出土于一号坑的金杖，实际上就是一柄标志着王权、神权和经济、社会财富垄断之权的权杖，为古蜀王国政权的最高象征物。”认为金杖是权杖的学者，还列举了古代西亚近东地区、古代埃及、古希腊及古罗马的权杖文化现象，认为三星堆金杖看来是通过某种途径，吸收了近东权杖的文化形式而制成的。同时还列举了中原夏商周三代王朝都是用“九鼎”象征政权，而古蜀王国并不用鼎，是用金杖作为王权与神权政教合一的象征和标志，体现与中原王朝不同的文化特点。

另有学者指出，这两种关于金杖性质的看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很难说哪一种是绝对正确的。考虑到三星堆文化具有浓郁的古蜀特点，出土的青铜造像群显示出古蜀王国是个巫风甚炽的社会，盛行由群巫之长和巫师们主持的各种祭祀活动，那么金杖与群巫之长或巫师们以及这些祭祀活动之间的密切关系则是显而易见的。如果金杖被用于祭祀活动之中，当然就具有了法器的性质，或可称为“祭杖”。值得注意的是，刻有图案纹饰的玉璋也是祭祀用器，也具有法器的性质。根据它们不同的图案内容，说明它们很可能是用于不同的祭祀活动之中的，金杖与太阳神话和渔猎之类的祭祀活动有关，玉璋则与神山祭祀和魂归天门的丧葬祭祀活动有关。同时还应考虑到三星堆文化所显示的一些外来文化因素，其中既有中原文化的影响，也有其它区域文化的影响。不同的部族和地区相互间的文化传播与交流，本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一种客观存在。如果说古代蜀人吸收了西亚近东文化传播的某些形式与内容，显然并非无稽之谈。从这个意义上说，金杖作为权杖的看法，也是说得通的。因为三星堆出土的金杖，形制上与西亚、埃及较晚时期细长类型的权杖十分相似，而且图案也具有描绘胜利者功绩或记述某件关系国家命运大事之类相似的含义，这当然不能视之为纯属偶然性的一种巧合。不过，古代蜀人并没有简单地套用外来文化形式，而是加以自己的创造发挥，从形式到内容都展示出强烈的古蜀文明特点。

但是，古蜀王国是否一定将金杖作为王权与神权以及财富垄断的象征，则是一个值得推敲的问题。既然青铜造像群已成为古蜀王国盛大祭祀活动中掌管神权与王权统治阶级的象征，如果金杖是权杖的话，就应执于代表群巫之长和蜀王的手中，但青铜立人像双手所握的尺寸显示绝非金杖而是其它祭祀用具。在考虑到古代蜀人还用黄金制作了其它饰件如金面罩之类，可知黄金的用途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是装饰作用，而金面罩却并没有装饰最代表神权与王权的青铜立人像和青铜纵目人面像，这也是耐人寻味的一个现象。由此可知，说金杖是古蜀王国象征王权神权财富垄断权的权杖，不过是一种主观推测。三星堆出土的金杖显然并不能简单地同权杖划等号。我们有理由认为，古代蜀人很可能是将金杖作为某种法力的象征，若将其称为“法杖”也许更恰当一些。

【想一想】

中国史前文化还有其他体现鸟崇拜的现象，你能举出一些例证吗？这种现象说明了什么？

答案提示：我国先秦古籍中,有很多鸟崇拜的记载。鸟的图腾观念可以追溯到传说中的有巢氏和燧人氏时代,正相当于旧石器时代晚期。这时发生了两个事关人类自身改造的事件。有巢氏时代发明了建造房屋。其时“禽兽多而人少,于是民皆巢居而避之,昼拾橡栗,暮栖木上”,受鸟类的启发而“构木为巢”,或说“构木为巢”不是在树上,而是在地下用木材互相乘架构搭成鸟窠一样的房屋,人类从此告别了穴居野外。燧人氏时代则发明了人工取火。《韩非子·五蠹》说燧人氏“钻燧取火,以化腥臊”,传说中燧人氏是受到鸟啄硬木迸出火星的启发而发明“钻燧取火”的,人类从此征服了一种自然力为我所用。有巢氏、燧人氏时代的华夏先民,尚处于“野蛮人”时代,因此,“构木为巢”、“钻燧取火”在先民眼里,与鸟类筑巢、啄木并无不同,自己是鸟的亲族或后裔的图腾观念便在华夏先民的头脑中产生了。

按传说顺序,燧人氏之后是伏羲氏和女娲氏。伏羲、女娲，据说是兄妹,是婚娶制度的奠基人,都是风姓,风就凤,甲骨文写法一样,凤者,鸟也。故伏羲、女娲交尾图中,常见鸟形象,如沂南画像石有幅三人合抱图,伏羲、女娲居左右,中一人背插规矩,两只勾喙大鸟居于图上左右角,显示着这是他们氏族的象征。又如嘉祥武梁祠石刻有幅伏羲女娲交尾图,图中部有两个背生双翼的小儿,他们是风———凤的后代。在中原广泛分布的仰韶文化,许多遗址常见绘画鸟图像的彩陶,如河南临汝阎村发现的彩陶瓮,绘有鸟衔鱼的图画,瓮是成人二次葬的葬具,在葬具上绘鸟形象,实际上在表达灵魂返归图腾的愿望。其他如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辛店文化，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以及良渚文化等，鸟纹饰也极为普遍,说明在华夏大地上有众多的氏族部落可能都以鸟作图腾。

【自我测评】

三星堆遗址和古蜀文明的关系是什么？

答案提示：（1）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现，为文献记载中的古蜀历史提供了重要物证，直观地展现了数千年前古蜀文明的灿烂辉煌。表明传说中的古蜀王朝是并非子虚乌有，成都平原在商周时期乃至更早的时代确实存在着繁荣昌盛的古文化、古城、古国。（2）三星堆遗址的出土文物反映出当时蜀人社会生活以及宗教信仰和审美观念等多方面的情况。比如三星堆灿烂的青铜文化，即反映出当时古蜀王国已经拥有高超复杂的制造技术和繁荣强大的生产能力,具有明确的社会分工和明显的阶层分化，带有巫术色彩的祭祀活动在社会生活中占据着主导地位，三星堆古城正是古蜀王国统治和宗教祭祀活动的中心。（3）三星堆的发现有助于进一步证实和推定蜀王世系。一号祭祀坑玉器和金杖上的鱼、鸟形象，同蜀王鱼凫、柏灌的含义颇相吻合，也许两个祭祀坑就是鱼凫、柏灌、杜宇时代的遗存。

古文献记载中的古蜀历史,从蜀山氏、蚕丛氏、柏灌氏、鱼凫氏,到杜宇、鳖灵,都显示出比较浓郁的神话传说色彩,特别是古蜀的起源和古蜀三代的历史,更是笼罩在一片神秘的迷雾之中。我们从扬雄《蜀王本纪》和常璩《华阳国志》中看到的有关古蜀三代历史的记述,只是一些简单而朦胧的轮廓。古代蜀族是什么时候在成都平原建都立国的?来自何方?与中原和四邻关系如何?其历史编年情况又怎样判断确定?这一切都云遮雾绕而难解其详。李白《蜀道难》中说:“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四万八千岁当然是一种文学的夸张,但也透露了古蜀历史的邈茫和久远。

三星堆惊人的考古发现,特别是1986年夏秋之际一号坑、二号坑的相继发掘,终于揭开了千百年来笼罩在古蜀历史上的神秘面纱,使我们看到了湮没达数千年之久的古蜀王国的真实面目。尽管三星堆遗址已经被确认为古蜀人的遗存，但三星堆古城究竟是古蜀哪个时代的都城？祭祀坑是究竟哪个古蜀王的遗存？由于历史文献记载的简略和模糊，目前依然是个谜。学者们对此亦提出了不同的推测与看法。

根据《华阳国志·蜀志》关于“鱼凫王田于湔山”的记载，可知古蜀鱼凫时代已进入农耕，到杜宇教民务农的时代，蜀地农业已进入蓬勃发展的阶段，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都已相当繁荣发达，成都平原这时已经出现了城市文明的曙光。所以有学者认为，三星堆遗址发现的早商时期蜀都城墙，很可能是鱼凫王统一蜀国后所筑。三星堆遗址和两个祭祀坑中的器物也透露出与鱼凫氏有关的历史文化信息。首先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大量鸟头勺柄可能与鱼凫氏有关。其次，一号祭祀坑出土的金杖图案表现两组成对的鸟，驮负被箭射中的鱼飞翔而来，既有对鸟的崇拜，又有捕鱼的含义。一号坑还出土许多呈鱼形和鸟形的璋，二号坑出土了许多巨大的铜鸟及其他各种鸟的形象，二者遥相呼应，与鱼凫氏的含义颇相吻合。也有学者认为，三星堆古城很可能是杜宇王朝的瞿上城邑遗址，其突然废弃则可能与开明氏取代杜宇氏这一历史事件有关。而到开明五世将都城移治成都，则与当时严重的洪灾有着密切的关系。

结合考古材料和文献记载来看，三星堆古城很可能营建于鱼凫时代，并成为杜宇时代的重要城邑，后来由于政权变更和都邑的迁徙而被开明时代所废弃。种种迹象表明，在古蜀历史上的鱼凫时代，成都平原已经形成了早期城市文明。这一城市文明以三星堆古城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农耕繁荣的杜宇时代发展到了鼎盛阶段。这个时期蜀地灿烂的青铜文化，无论就其铸造技艺还是风格特点而言，都可以中原地区和世界上其他古老文明区域的青铜文化相媲美。

【材料阅读与思考】

阅读《华阳国志·蜀志》中的下述记载，分析三星堆遗址与古代蜀王世系之间的关系。

答案提示：《蜀王本纪》、《华阳国志》等所记古史传说的蜀国世系是：蚕丛、柏灌、鱼凫、杜宇（望帝、蒲卑或蒲泽）、鳖灵（鳖令，即开明）。他们并非个人名号而是某一王族统治时代的称号。我们可将其分为三世：（1）蚕丛、柏灌为开国之世，由岷江上游迁入成都平原发展成早期国家（或酋邦），最近此地发现的龙山时代古城群乃为其遗存。（2）鱼凫、杜宇为鼎盛之世，蜀国的经济、文化高度发展，尤其在杜宇之世农业生产与政治礼制均有长足发展，并影响邻近区域，广汉三星堆遗址等为其遗存。（3）鳖令为扩展之世，随着巴人因受楚人胁迫西进，带来新的文化因素，形成传统意义上的“巴蜀文化”。当然，古史传说只是后人口碑相传的历史的投影，本身决非信史。以此与物证对勘，切不可过分穿凿，否则年份似乎精确到屈指可数，而与实际恐失之千里。例如《华阳国志》说：开明传十二世为秦所灭，时为周慎王五年（前316）秋冬，若依每代30年上推， 杜宇传国当在春秋。其实常璩所记只是传说材料，所谓“世俗横传”未可尽信。西周中期后古蜀地尚未见能与杜宇盛世相应的地下物证。相反地，三星堆古城推断为鱼凫、杜宇之世的证据则更多。三星堆两个祭祀坑内埋藏的都属庙堂供奉的大型成套祭典用品，而又均被有序地砸坏、燔烧、堆入坑内，再填土夯实。此非仓促行事，而是有目的有步骤的巫术厌胜活动。据推断是因天灾人祸需要奉献祈禳，甚至造成政权（兼神权）的转移所举行的“改庙毁器”的祭典遗迹。一号祭祀坑的入埋时代相当于殷墟早期。其中出土一根长1.43米的金杖，杖的上端雕刻鱼、鸟、人图案。下有两个人头，戴锯齿状冠，大耳悬坠，立眼阔口，庄严肃穆，俨然王者相。上面有两组相同的鱼鸟图：每组两只举翅勾喙的鸟的后面是两条鳍尾奋张的鱼。有自人头方向射来的羽箭压着鸟颈，而箭镞已深深射入鱼头。此杖华丽高贵，还配有青铜立雕龙杖首，决非等闲仪杖，而是与王权神权有关的信物。由图案解读，自上而下正好是“鱼”、“凫”、“王”，故很可能即是传说中鱼凫王朝的权杖。鱼凫朝为杜宇所替代，杜宇得国“改庙毁器”，即将前朝王权象征物与庙堂用器一起在庆典时行巫术厌胜活动而燎埋了。考古发掘表明，三星堆遗址呈现出水淹城毁的现象，似可与《蜀王本纪》所载杜宇“时玉山出水，若尧之洪水，望帝不能治，使鳖灵决玉山，民得安处”，望帝“自以德薄不如鳖灵，乃委国授之而去”的传说相印证。正是神灵（杜宇的保护神）不能制止洪水，只好祭埋入地；开明治理了水患，取得了政权，这或许就是二号坑传来的远古信息。

【知识链接】

金沙遗址：金沙遗址位于成都西郊苏坡乡金沙村，是2001年发现的又一个大型古蜀文化遗址。它与三星堆遗址的关系密切，其性质与三星堆遗址的性质十分相似，出土器物在造型风格和纹饰特征方面也与三星堆的器物基本一致。根据目前出土的器物种类来看，绝大部分属于祭祀类的礼器，而且遗址内尚无建筑遗迹出土，因此有学者推断它可能是古蜀王国的一处国家祭祀中心。另一种意见认为，出土器物中不乏玉石器的半成品和原材料，因此不排除它是“宫廷作坊”的可能性。金沙遗址的年代略晚于三星堆遗址。种种迹象表明，三星堆文明因某种特殊的原因从广汉突然消亡后，迁徙到了以金沙为中心的宽阔地带，并在此延续和发展。

（五）历史问题注释

【蚕丛】

蚕丛为第一代蜀王。《蜀王本纪》云：“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名曰柏灌。后者名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年，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颇随王化去。”《华阳国志·蜀志》说：“周失纲纪，蜀先称王。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椁为纵目人冢也。”

蚕丛氏在蜀为王的年代，据考古学家推测，应在夏代。蚕丛活动的区域，主要是成都平原西北的山区，即岷江上游一带。《蜀王本纪》说“蚕丛始居岷山石室中”。据史家考证，蚕丛氏部落是氐族的一支，他们世代居住在岷山一带。由于山高路险，无法像平原那样建起“木骨泥墙”，所以就因地制宜，在山崖上开凿窑洞似的“石室”用以居住。在今天的汶川、灌县境内尚有不少以蚕为名的古地名遗迹，如蚕崖关、蚕崖石、蚕崖市之类。这一时期，蜀人处于由渔猎的生活方式向初期农业转化的阶段，所以需要经常迁徙。宋黄休复《茅亭客话·鬻龙骨》云：“蜀有蚕市，每年正月至三月，州城及属县循环一十五处。耆旧相传：古蚕丛氏为蜀主，民无定居，随蚕丛所在致市居，此其遗风也。”

【柏灌】

柏灌为第二代蜀王。上承蚕丛氏，下启鱼凫氏。现存史籍中对柏灌的记载极少，仅见《蜀王本纪》载“后代名曰柏灌”与《华阳国志·蜀志》载“次王曰柏灌”。其余相关事迹无从稽考。有学者认为，柏灌的“灌”字可能是“瞿”字的变体或是“瞿”字之误，两者关系密切。而“瞿”字从隹，当是鸟类。在三星堆文化中，鸟的形象最为多见，有鸟柄勺、人首鸟身的神像、各种形态的铜鸟像等。因此推测三星堆文化的主体遗存可能是柏灌氏的遗存，三星堆古城就是柏灌氏统治蜀国时期的都城，这座都城就以柏灌氏的名称称之为瞿上。到了鱼凫氏取代柏灌氏后，可能还曾经短暂地使用过这个都城，但后来却因某种原因废弃这座城邑转移到了其他地方。这可能就是宋蔡梦弼《成都记》所说“柏灌氏都于瞿上，至鱼凫而后徙”的真实含义。

【鱼凫】

鱼凫为第三代蜀王，也是早期蜀国的统一者。《华阳国志·蜀志》载“鱼凫王田于湔山，忽得仙道。蜀人思之，为立祠。”鱼凫氏的活动区域在今天成都平原的腹心地带。宋孙寿《观古鱼凫诗》及《温江县志》都说温江县城北十五里有“古鱼凫城”，从近年对该遗址的调查和考古发掘看，也证实了它的确是早期蜀人的一个中心聚落。

鱼凫氏也是氐族的一支。《山海经·海内南经》载：“氐人国在建木西，其为人，人面而鱼身，无足。”同书《大荒经》载：“有互人国，人面鱼身。”鱼凫之凫，或伪作妇。《山海经·大荒西经》载：“有鱼偏枯，名曰鱼妇。颛顼死即复苏。风道北来，天乃大水泉，蛇乃化为鱼，是为鱼妇。颛顼死即复苏。”鱼妇为颛顼所化，即言是颛顼后代，这与《吕氏春秋》、《大戴礼记》、《史记》等书所记颛顼与蜀的关系一致。

三星堆遗址出土大量鸟头勺柄，长喙带钩，极似鱼鹰，一般认为与鱼凫氏有关。一号祭祀坑所出金杖上的图案，有人头、鸟、鱼，鸟的形象与勺柄上的鸟头一致。因此学术界普遍认为这是鱼凫氏的文化遗存。鱼凫氏的年代相当于商代。

考古研究表明，鱼凫非人名而是族名，他们以一种善捕鱼的鸟为图腾，历数百年都沿用这一称呼不改。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鱼凫族遗物最早可以上推到夏代。夏商时期，鱼凫族在川西建立了国家，其活动区域北达汉中、宝鸡，东到川东、鄂西，南到宜宾、乐山一带。至商朝中期，步入鼎盛阶段，建筑了城市，能铸造大型的、成批的青铜器，琢制出精美的玉石器，有了成套的礼器，并和中原文化有了频繁快捷的交流。到商朝中晚期，鱼凫国灭。

【杜宇】

杜宇，号杜主、望帝，又名蒲卑、蒲泽，是继蚕丛、柏灌和鱼凫三代蜀王之后的一个深受蜀民拥护和爱戴的蜀王。杜宇的生平政绩在来敏《本蜀论》、扬雄《蜀王本纪》和常璩《华阳国志·蜀志》等古代典籍中有比较翔实的记载。其中尤以晋人常璩的记载为详：

后有王曰杜宇，教民务农。一号杜主。时朱提有梁氏女利游江源，宇悦之，纳以为妃。移治郫邑。或治瞿上。七国称王，杜宇称帝。号曰望帝，更名蒲卑。自以功德高诸王。乃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玉垒、峨眉为城郭，江、潜、绵、洛为池泽，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会有水灾，其相开明决玉垒山以除水害。帝遂委以政事，法尧舜禅授之义，禅位于开明。帝升西山隐焉。时适二月，子鹃鸟鸣。故蜀人悲子鹃鸟鸣也。巴亦化其教而力农务。迄今巴蜀民农时先祀杜主君。

杜宇氏本身不是一个族系，而是从今云南昭通（古朱提）一带北上的一支与川西江源（今崇州市）的一支融合而成的。他们以川西平原为活动中心，至今郫县城北还有被民间称为“杜鹃城”的古城遗址，据说就是蜀王杜宇时代的都城。杜宇“教民务农”，说明当时蜀国的农业已经有了比较大的发展，而且还影响到了地处今天川东地区的巴蜀。

关于杜宇的故事，《蜀王本纪》说：“望帝去时子规鸣，故蜀人悲子规鸣而思望帝。”《太平寰宇记》说：“望帝自逃之后，欲复位不得，死化为鹃。每春月间，尽夜悲鸣。蜀人闻之曰：我望帝魂也。”这些记载表明，杜宇很可能并非心甘情愿自动禅位给开明氏，而是有过激烈的王位争夺历程，最终杜宇失败，开明获胜成为新一代蜀王。但杜宇化鹃的神话则流传千载。传说杜宇失去王位之后，隐于川西山中，死后就变成了子鹃鸟，所以子鹃又称为杜鹃。每到春天，杜鹃就不断“布谷——布谷”地鸣叫，催人耕作，所以又叫“布谷鸟”。直到满口鲜血，仍不断鸣叫，老百姓遥思帝魂，所以号杜宇为望帝。杜鹃鸟的鲜血洒在山间，又化成了一丛丛红色的杜鹃花。这就是所谓“杜鹃啼血”的故事。后来不少作品中都吟咏过这一神话故事，如左思《蜀都赋》：“鸟生杜宇之魄”；杜甫《杜鹃》：“我见常再拜，重是古帝魂”；李商隐《锦瑟》：“望帝春心托杜鹃”；胡曾《成都》：“杜宇曾为蜀帝王，化禽飞去旧城荒。年年来叫桃花月，似向春风诉国亡。”李白则用“蜀中曾闻子规鸟，宣城还见杜鹃花。一叫一回一肠断，三春三月忆三巴”的诗句来思念故乡。

【开明】

开明是继杜宇之后的蜀王。《蜀王本纪》载：“望帝积百余岁。荆有一人名鳖灵，其尸亡去，荆人求之不得。鳖灵尸随江水上，至郫，遂活，与望帝相见，望帝以鳖灵为相。时玉山出水，若尧之洪水，望帝不能治。使鳖灵决玉山，民得安处。鳖灵治水去后，望帝与其妻通，惭愧，自以为德薄不如鳖灵，乃委国受之而去，如尧之禅让。鳖灵即位，号曰开明帝。”从这段记载来看，开明氏可能是从川东迁徙来的一种民族，熟悉水性，善于治水，在农业生产方面取得重大成绩，后来取代了杜宇氏在川西平原的统治地位，成为最后一代蜀王，开启了古代蜀国的开明王朝。

开明王朝相当于中原地区的春秋中期至战国后期，共王十二世，历时三百余年，是古代巴蜀历史上的重要时期。经济发展，国力强盛，不仅成为巴蜀地区若干小国或部落的控制者，“王巴蜀”，而且北边多次与秦作战，一直统治着汉中盆地；东边曾打败楚国，夺取位于今天湖北松滋的兹方。开明王朝曾以今天的乐山、郫县、双流中兴镇等地为都，最后徙治成都。

开明王朝共传十二王。到秦惠王后元九年，即公元前316年，军力强大的秦国派张仪和司马错等率兵伐蜀，然后伐巴，不到三个月，将巴蜀地区统一到秦王朝之内，分设巴郡、蜀郡、汉中郡。从此，巴与蜀作为一个国家不复存在，成为了地区的名称。

【扬雄】

扬雄，字子云，西汉蜀郡人。生于公元前53年，死于公元前18年。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文学家、哲学家和语言学家。他自幼口吃，不善言语，然而却喜欢读书与思考，班固《汉书》本传称他“博览无所不见”，“默而好深沉之思”，“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唯“好古而乐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扬雄著述宏富，经、史、子、集都有作品，天文地理、文学史学、语言文字各个方面无不涉及。著有《训纂》、《仓颉训纂》、《方言》、《乐》、《蜀王本纪》、《川箴》、《官箴》、《续史记》、《志录》、《太玄》、《法言》、《难盖天》等十二种，赋十二篇，诗文十余篇。四川地区至今保留着子云亭、子云坟、洗墨池等与扬雄有关的纪念性遗迹。

【蜀王本纪】

《蜀王本纪》一卷，西汉扬雄撰。《汉书·艺文志》和《汉书·扬雄传》皆无著录，汉时亦不见他书称引。其书始见于《华阳国志·序志》“司马相如、严君平、扬子云、阳成子玄、郑伯邑、尹彭城、谯常侍、任给事等各集传记，以作《本纪》，略举其隅。”《蜀王本纪》一书的内容多怪异不经，谈不上“信史”、“实录”。常璩就此提出了诸多疑难，并认为《蜀王本纪》非扬雄之书，而是后汉时祝元灵之书伪托。徐中舒先生认为《蜀王本纪》的作者是后汉末的谯周。顾颉刚先生则认为：“扬氏所录固多不经之言，而皆为蜀地真实之神话、传说”，常璩“以为此等不合理性之故事皆出于滑稽之流之信口编造，扬雄之书或经其窜乱。此则表示常氏全不认识神话、传说之本来面目”。扬雄本善长辞赋，以辞赋家手笔写《蜀王本纪》，多属意于神话传说、怪异不经，这倒可以证明其书正是扬雄所著。《隋志》、两《唐书志》著录《蜀王本纪》一卷。《宋志》已无著录，其书当亡于宋时。今有严可均《全汉文》辑《蜀王本纪》一卷，二十六条；又有《玉函山房辑佚书补编》辑《蜀王本纪》一卷，两条。两书去其重复，共二十七条。

【金沙遗址】

金沙遗址位于成都西郊苏坡乡金沙村，是2001年发现的又一个大型古蜀文化遗址。它与三星堆遗址的关系密切，其性质与三星堆遗址的性质十分相似，出土器物在造型风格和纹饰特征方面也与三星堆的器物基本一致。根据目前出土的器物种类来看，绝大部分属于祭祀类的礼器，而且遗址内尚无建筑遗迹出土，因此有学者推断它可能是古蜀王国的一处国家祭祀中心。另一种意见认为，出土器物中不乏玉石器的半成品和原材料，因此不排除它是“宫廷作坊”的可能性。金沙遗址的年代略晚于三星堆遗址。种种迹象表明，三星堆文明因某种特殊的原因从广汉突然消亡后，迁徙到了以金沙为中心的宽阔地带，并在此延续和发展。

【十二桥遗址】

十二桥遗址位于成都市十二桥西路，东临西郊河，北靠十二桥路，南依文化公园，西邻省干休所，总面积约3万平方米。从目前揭露的情况看，这是一处商周时期的十分重要的古蜀文化建筑遗址，包括连绵不断的居住区和大型的木结构宫殿式建筑两部分。由于该遗址是被一次汹涌的洪水掩埋掉的，因此它的原貌在泥沙下保持得异常完好，甚至连民居的草顶也被完整地发掘出来。这里一般性的小型房屋均为干栏式建筑，分为上下两层，建筑材料有圆木、方木、木板及圆竹、竹篾、茅草等。圆木多未加工，有的还附着树皮。用于宫殿建筑的木材已加工成规则的方木，两端还保存着榫卯的痕迹。可以想见，这些方木是如何被当时的建筑师和木工们用斧锯刨开，打上孔，紧密连接起来，修筑成大型的木构宫殿。

从房屋建筑、石制工具、陶器、骨器、卜骨等方面来看，十二桥文化脱胎于三星堆文化，既有继承也有发展。比如在房屋建筑方面，十二桥文化一方面继承了三星堆文化旧有的传统形式，即挖墙基槽埋竹（木）骨作竹骨泥墙的方式，甚至在十二桥遗址的春秋战国地层中还发现有这种竹骨泥墙的建筑。同时这一时期的房屋建筑因小环境的变化，其形式略有不同。十二桥遗址发现的木结构建筑，小型房屋为打密集木桩，桩上绑扎圆木形成网状，其上铺木板形成居住面，这样居住面相对抬高，以利防潮。除小型房屋外，还发现有大型的地梁基础，地梁上有对称的圆形和方形卯孔，可能是大型的带廊庑式的宫殿建筑。

◆进一步阅读建议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三星堆祭祀坑》，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

黄剑华：《三星堆——震惊天下的东方文明》，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肖平：《古蜀文明与三星堆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孙华、苏荣誉：《神秘的王国——对三星堆文明的初步理解和解释》，巴蜀书社2003年版。

周新华：《三星耀天府——三星堆文化和巴蜀文明》，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赵殿增、李明斌：《长江上游的巴蜀文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李绍明、林向、赵殿增主编：《三星堆与巴蜀文化》，巴蜀书社1993年版。

黄剑华：《古蜀的辉煌——三星堆文化与古蜀文明的遐想》，巴蜀书社2002年版。

江章华、李明斌：《古国寻踪——三星堆文化的兴起及其影响》，巴蜀书社2002年版。

[日]西江清高主编：《扶桑与若木——日本学者对三星堆文明的新认识》，巴蜀书社2002年版。

[德]罗泰主编：《奇异的凸目——西方学者看三星堆》，巴蜀书社2002年版。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新干商代大墓》，文物出版社1997年版。

蒙默等著：《四川古代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童恩正：《古代的巴蜀》，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顾颉刚：《论巴蜀与中原的关系》，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徐中舒：《论巴蜀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蒙文通：《巴蜀古史论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