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学生与史学文本(资料)作者对话的意义也是不言而喻的。进入历史课堂教学的史学资料,无疑会渗透着作者的历史叙述。“只要承认人类或个人在实践活动中具有自由意志,人们就很容易相信历史叙述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叙述者的主观性。”[4]对于这种主观性,至少包含着作者的写作目的、思维方式、史学观念和价值趋向。例如,出自《春秋》的史学材料,字里行间会渗透着作者(编者)“寓褒贬,别善恶”的春秋笔法。出自《汉书》的史学材料,也常常会包含作者维护汉王朝政权的封建正统思想。如果在课堂教学中引用了这些材料,学生不仅会产生对史料本身所含文字意义的理解,而且在潜移默化中也会受到这些文字背后作者思想观点的影响。区分学生与史学文本(资料)作者之间的对话,也是为了让教师意识到这种影响的存在,在课堂教学中去合理地引导学生,使生本对话能够合理地进行。
(二)师生对话
历史课堂教学中的师生对话,是一种特殊的对话,既不等同于“畅谈”可以随时变换主题,也不等同于“学术交流”对话双方是对等的,而是以教师指导为基本特征的,但也不能就此简单地理解为历史课堂教学中的师生问答。例如教学片段:(明朝君权的加强)
师:同学们,有谁会唱《凤阳花鼓》这首歌?
生:(有一位学生演唱《凤阳花鼓》):“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是个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
师:你们知道朱皇帝是谁吗?生:朱皇帝是朱元璋。他是明朝的开国皇帝。
师:对。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又是怎样巩固统治、加强君权的?
生1:改革行政机构,加强君主权力;
生2:设立特务机构——锦衣卫;
生3:实行八股取士制度。师:说出每一项措施的具体表现。生:改革行政机构首先表现在废除丞相……
不难看出,师生之间的“问答”是在教师“指导”下进行的,充其量只是让学生“说出”了教科书中已有的内容,并没有引起学生有意识的思考,还不能将其等同于真正的师生对话。所谓师生对话,是指能够促进学生自由思考和引发师生之间富含教育意蕴的相互倾听与言说,它需要师生彼此敞开自己的内心世界,从而获得精神的交流和价值的分享。因此也可以说,师生对话是师生心灵的相互沟通,它不仅表现为提问与回答,更表现为交流与探讨、言说与倾听。
维护师生之间尤其是学生方面的“倾听”和“言说”,在历史课堂中是十分紧要。而实际情况常常是,学生几乎没有(其实教师也没有被自觉赋予)自由阐释、自主评价的权利,主要责任是“听记”教师(实际上主要是教参)的“分析”和“思考和练习”,或者是在教师的“引导”下“复述”。好的情况下,学生至多是对“分析”和“答案”有所“理解”和“体会”。换句话说,是在重复和模仿他人(教材编写者、教参、教师)的话语,失去了自我,丧失了自我的对话权。
新课程理念试图扭转这种“失语”状况,新课程教材为学生“言说”提供了很多机会,诸如“想一想”、“动脑筋”、“活动与探究”等栏目(在认识论的范畴内,历史认识论可以等同于历史知识论。这种提法可以参见赵家祥等著《历史哲学》,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年,第260页。),都是意在重视学生个人的独特感受和体验,让学生去“说”。但是,在教学实践中,如何让学生去“说”,如何促成合理的师生对话,却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
当然,在必要的条件上,教师作用的发挥是师生合理对话不可或缺的一个前提。如前所述,当学生面对历史文本时,事实上发生着形形色色的生本对话,教师的角色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当学生被历史文本所展现的历史行为和精神风貌感动时,教师是一个倾听者、欣赏者;当学生面对文本发生困惑(主要是指史学观点、价值观念引起的矛盾冲突)不能自拔时,教师则是一个引导者、领路人,教师需要向学生敞开自己的内心世界,将自己的体验和感悟与学生交流,使学生从中获得有益的借鉴与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