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封建社会其步早结束晚。应该说在封建社会的早期和上升时期，它的爱国更多地指维护国家统一，维护中华民族不断形成的统一。但随着专制主义不断强化，最终变为历史发展的障碍时，此时的爱国除前一层含义外，那就是还要尽早地结束这种阻碍社会发展的专制瘤子，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的世界潮流。具体到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社会，一般来说，爱政府和爱国是有密切关系的，但爱政府不等于爱国。比如，李鸿章爱清政府，但并等于说他很爱国；反之，孙中山要推翻清政府，也并不等于是不爱国。李鸿章的爱国只是爱朝廷，他的爱更多地起的是维护专制统治，阻碍社会进步的作用（至于他进行洋务运动只是充当历史不自觉的工具这一点是另一回事）；而孙中山的爱国则是要学习欧美，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的世界潮流的爱国。
除外，爱国还要把人们的朴素性情感和理智性情感加以区分。朴素性爱国是指自自国家观念形成后人们天性的一种情感，它不管是对还是错，更多地带有一种宗教般的虔诚；理智性爱国则是超越这种朴素而更加理性的一种爱国方式。通俗地讲，正像有网友所说的那样，“爱国的理性”和“理性的爱国”（见历史教育博客中一位名叫晚凉中的杜苇）。举例说，中国近代史上的义和团运动反帝爱国运动是一种朴素性的爱国，也即爱国的理性，或干脆叫爱国的天性。在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狂潮，一些外国传教士在中国横行霸道的时候，义和团的爱国是很自然的，也就是说他们的爱国属于爱国的理性，但义和团又不分青红皂白，不加区分地对外国的一切都排斥，显然这不符合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方向。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方向是什么？那就是既要追求国家对立又要跟上世界潮流实现国家的近代化。义和团的爱国理性中显然带有不理性的成分，因而不是一种理性的爱国。也因为如此，它对中国历史的影响不是很大。那么有没有将这两者同意起来的呢？答案是有的。那就是孙中山式的爱国。孙中山说：当今“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为此，他领导辛亥革命，推翻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孙中山将朴素性的爱国也即爱国的理性和爱国的理性结合起来了。
爱国的这两种境界往往受民族主义的影响。从民族主义的角度看，爱国的理性是完全对的，也是必须的。比如抗日战争时期，最大的爱国就是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计划，此时的爱国中，民族主义发挥着决定性作用。日本的打来了，并且要灭亡中国，“火烧眉毛了”，蒋介石还想因中日势力相差悬殊做“攘外必须安内”的打算，当然不会被认为是理性的爱国。
不过，今天的中国正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时代，此时的中国还面临着一些诸如日本“右翼”思潮，极力否认侵略历史等等问题。对于这些，中国国内在特殊时期出现的反日情绪是可以理解的，但倘若把民族主义情绪无限放大，而放弃了中日要在以史为鉴的基础上更好地面向未来，那这或许属于爱国的理性而不是理性的爱国了。
当今世界正面临着全球经济一体化、政治民主化和思想文化多元化的“地球村”时代，如果不节制民族主义而任民族主义泛滥，进而“坐井观天”、“夜郎自大”的话，那也只是爱国的理性而非理性的爱国。理性的爱国是什么？应该说是在适度的民族主义基础上的尽快地把自己的国家融入到世界发展的现代化潮流中，进而发展壮大自己的国家。
讲了这么多，爱国的特点和境界到底是什么？我的结论就是既要看所爱的国是否符合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是否符合世界历史发展的大势，又要在情感上有一种天然地对自己国家的一种近乎本能的热爱，将这两种结合起来，这就是我认为的爱国主义。
2006年10月9日下午草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