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案例里,我们可以看到孩子们犯了几种错误:欺侮弱者(戏弄克洛西)、扰乱课室秩序(在教室打闹)、冒犯老师(墨水瓶打中了先生)、不诚实(犯错者不敢认错,而卡隆冒认是自己干的),由此而引出老师要建树的几种价值观,即尊敬师长、守纪、诚实、富有同情心。从这个小故事我们看到,在那种场景下,先生并不把对自己的冒犯放在首位,而是追查在教室打闹的肇事者,表明他对纪律的重视;当先生意识到学生可能因为害怕惩罚而不承认错误时,他立即表示“决不加罚”,因为此时先生认为诚实比守纪更重要;但先生并没有把诚实作为终极价值,因为他对不诚实的卡隆并没有批评,而是格外地表扬,此时他认为富有同情心是比守纪、诚实更为重要的价值取向。
从这个小案例里,我们可以感受到一位教师在短短的时间里通过他的言与行传达了许多他要建立的价值观,而且层次分明,主次分明,最后的的落脚点直指本次事件的发端——欺侮弱者,解决了事件发生的本质问题,以防犯下次出现类似情况。可以肯定孩子们以后还会出现违纪、不尊重师长、不诚实等现象,但欺侮弱者的行为会在这次先生对正反教育中有所警惕。
由此而引申到我们历史教育教学中所遇到的各种价值观问题,人类社会在从专制走向民主、从人治走向法治的过程中,不断追寻人生存的价值,从而形成了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同时,由于人的价值是从多个角度来体现的,人的需要也是多个层次的,不同时期不同的需要也就决定了这一时期人们的价值观的历史特定性,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以义和团为代表的农民阶级争取合法生存权的斗争变得特别突出而激烈,而相比之下的外交领事权、宗教信仰权、学习先进思想技术的需求等等被他们暂时地也是合理地忽视,当我们感叹义和团运动的刚烈与悲壮的同时,更为辛亥革命的重开曙光而欣慰。
现在许多人兴起了一股重新评价历史人物、事件之风,慈禧太后、袁世凯应该站在历史的左边还是右边?抛开了当时当事社会问题的本质,站在今天文明的高度来评价历史,可能更会让人觉得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我们不反对一分为二地看问题,但我们可以看到以上案例中的先生态度是非常鲜明的,他绝没有什么一分为二,他把可以忽视的全忽视了,直指核心价值观。如果我们总是用一分为二来统领我们的评价领域,那错误永远是有理由的,正确的东西永远也不会理直气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