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是苏区猛烈扩大红军，建立新的兵团。那一时期，新成立了好几个师的部队，有以周昆为军团长的八军团，以周子昆为师长的三十四师，还有少共国际师等部队，为了这次转移积极扩军，除了把地方济南队整编扩充到主力红军外，还把根据地的壮丁几乎都动员参军了，有的农村里只剩了妇女老弱。”
　　

“第二是进行武器弹药等的物资准备。”兵工厂的机器、印刷厂、甚至印钞票的机器都准备带走。“为了拆搬这些东西，实际上作了近半年的准备”
　　

第三，“军事部署上也作了准备。当年六、七月间，派出红七军团北上到达赣东北根据地，同方志敏等同志领导的红十军会合，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八月，又命令湘赣苏区的红六军团离开根据地，转移到湘鄂西，与贺龙等同志领导的红二军团会师，这两处红军的行动，都是为了配合红一方面军主力大转移的”
　　当时在中央苏区工作过的一些领导同志和亲历者，在长征刚结束或以后写的文章和回忆中，也谈到过长征准备的情况。如：

　　陈云同志一九三五年秋写的《随军西行见闻录》(4)中说：“此次红军抛弃数年经营之闽赣区域而走入四川，显系有计划之行动。当去年退出江西以前，以我这目光观之，则红军确已进行了充分准备。”文章列举了三项准备工作：一是“自五月到九月召集了红军新兵将近十万人”；二是“当我与林何二医生（何亦系张辉瓒部之被俘者）于八月被派至军事工业局（红军各军需工厂之管理机关）卫生所时，见兵工厂、被服厂等各有数千工人，日夜作工，状极忙碌”；三是“九月间在《红色中华》报（红色区中央政府机关报）登载张闻天（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之文章，微露红军有抛弃江西而到红军区域以外之‘围剿’军事力量空虚地区活动之可能”。

 
　　一九三六年陈云以施平的笔名在《共产国际》一、二期合刊上发表《英勇的西征》(5)一文，比较具体地记述了长征的准备工作。文章说：“我们准备西征的全盘计划，原定在三个月内完成；可是因为情势严重，指挥部乃不得不限定两月完成。这次西征是怎样准备的呢？第一、当主要部队从中央革命根据地向西开拔以前，党已派了一部分红军到革命根据地境外，深入敌人后方。特别是组织了第七军团——全国闻名的北上抗日先遣队，向福建方面以及浙江、江西、安徽边界进发。如此，我们的军力在东北方面抄到敌人的后方。接着，从湘东派兵深入湖南境内。这便是任弼时、王震、肖克的第六军团。该军团已同贺龙的第二军团汇合。如此，在西北方面我们的兵力也抄到了敌人的后方。此外，我们还进行了为红军主力远征所必需的准备工作：我们吸收了广大愿意武装保护中国革命的青年壮丁，更扩大了红军的实力。第二、对红军基本干部实行加速训练。担任训练的有三个学校：红军大学、步兵学校以及专门学习防空和防毒的军事专门学校。红军干部人员，大部分都进过了这三个学校。此外各卫生学校（专门训练军医、看护员的）、通讯学校（专门训练电话电报等通讯工作人员的），输送一大批新干部到各军团中去。第三、在出发的时期，采买了六十万石粮食。军装火药等等的制造，增加了六倍至三十倍。还采办了大批特别军衣给士兵穿，以及其他等等。”

　　陈云同志上述两篇关于红军长征的文章，是他离开长征部队后，去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莫斯科写的完全是根据他自己的经历所了解的情况和看法记述的。陈云同志是一九三三年进入中央苏区的，一九三四年在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任白区工作部部长。长征开始后，在担负全军后卫任务的红五军团任中央代表。他的记述无疑是可信的。

　　李富春同志（当时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在长征刚结束，应约写的短文《暂别了，江西根据地的兄弟！》中说：“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八日离开我曾作了三十三个月比较长期工作的江西根据地，而到了瑞金。十月十日匆匆的参加总政治部的行列，开始了长征。当着我和蔡畅同志离开江西省委时，许多同志知道我们要走，并且也隐约知道要离开中央根据地了。要走的十天前，就恋恋不舍的不忍离别，大家都在估计，都在说：我们相处工作是‘蛮’久了，这一分别，‘吗袼’（江西土话，意为‘什么’）时候会面咧？”这段记述说明李富春和江西省委的同志在九月二十八日之前十天就“隐约”感觉到了要离开中央根据地了。

　　李维汉同志（当时任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团委员，中共中央组织局局长，长征开始后任第二纵队司令员兼政委）后来的回忆证明李富春确实较早知道要转移的。他在《回忆长征》(6)一文中说：“一九三四年七、八月间，博古把我找去，指着地图对我说：现在中央红军要转移了，到湘西洪江建立新的根据地。你到江西省委、粤赣省委去传达这个精神，让省委作好转移的准备，提出带走和留下的干部名单，报中央组织局。他还说：因为要去建立新苏区，需要选择一批优秀的地方干部带走，也让省委提出名单。听了博古的话，我才知道中央红军要转移了。”李维汉在回忆中还说明：“长征的所有准备工作，不管中央的、地方的、军事的、非军事的都是秘密进行的，只有少数领导人知道，我只知道其中的个别环节，群众一般是不知道的。当时我虽然是中央组织局局长，但对红军转移的具体计划根本不了解。”李维汉继续写道：“据我所知，长征前中央政治局对这个关系革命成败的重大战略问题没有提出讨论，中央红军为什么要退出中央苏区？当前任务是什么？要到何处去？始终没有在干部和广大指战员中进行解释。这些问题虽属军事秘密，应当保密，但必要的宣传动员是应该的。”
　　张闻天同志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在延安整风笔记中写道：“当时关于长征前一切准备工作，均由李德、博古、周恩来三人所主持的最高‘三人团’决定，我只是依照最高‘三人团’的通知行事，我记得他们规定了中央政府可以携带的中级干部数目字，我就提出了名单交他们批准。至于高级干部，则一律由最高‘三人团’决定瞿秋白同志曾向我要求同走，我表示同情，曾向博古提出，博古反对。在出发以前，最高‘三人团’要把我们一律分散到各军团去（后因毛泽东同志提议未分散）。”(7)

　　吴亮平同志（当时任中央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回忆说：到了快要长征的时候，“在中央政府讨论转移的一次会议上，主持会议的毛泽东同志向大家说明当时战争的情况，以及为什么红军离开苏区进行转移；他要各部领导做好撤离苏区前的组织工作，会上提出到哪些部长和部队一起长征，其中却没有包括瞿秋白同志，瞿秋白同志当面向毛泽东同志要求参加长征。毛主席当场没有回答，只是说，你这个问题下面再说。我在会场上小声地问了一下毛主席，为什么不让瞿秋白同志走。毛主席告诉我，他在中央局的会上对他们（当时中央掌握实权的同志）说过，他们不同意。”(8)

　　吴黎平的回忆也说长征前苏区政府作了准备，他写道：“在中央局决定红军突围举行长征之后，苏区领导多方面地进行了准备工作。毛泽东同志召集了政府各部的领导同志在瑞金附近的一个山上开会，毛泽东同志称之为‘青山会议’，以布置善后工作。”他还指出，当时毛泽东同志给大家宣布和说明了中央关于撤离苏区的决定，并强调了两点：第一，革命是有前途的，要大家加强信心；第二，要把各部的善后工作做好，使留下来的同志能够更好地继续革命斗争，理好地联系群众。(9)

　　聂荣臻同志（当时任红一军团政治委员）回忆说：“长征之前，一军团在福建打了温坊，奉命回到瑞金待命。我和林彪提前一天赶到瑞金。周恩来同志找我们单独谈话，说明中央决定红军要作战略转移，要我们秘密做好准备，但目前又不能向下透露，也没有说明转移方向。转移之前，要一军团先到兴国抗击和迟滞周浑元纵队的进攻，以便掩护各路红军到预定地域集结。”此后，一军团就是按转移准备的部署行动的，即：“九月中旬末到达兴国以北的高兴圩，与原在那里的五军团一起阻击周浑元纵队三个师的进攻。”“十月上旬我们与五军转团换防，奉命到兴国东南的社富、岭背、宽田、梓山一线集中，十月十二日以前我全军到达了预定的集中地域。”(10)这说明一军团在九月初就“待命”转移（因为打温坊是九月一至三日）。

　　程子华同志（当年任红二十二师师长，长征时任红二十五军军长）在接受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采访时回忆说：一九三四年五月，他被周恩来叫去谈话。周恩来对他说，红军处境困难（当时正是广昌战役惨败之后不久），国民党的兵力比红军强大得多。根据地正被吞食。这样，人力物力的潜力不断下降。红军面临着一种“近在眼前的危险”；如果它不能保障自己的供给，这块根据地就会失掉。怎么办呢？周自问自答地说：“红军准备开始进行一次惊人的行军，以便开辟一块能够保障物资和人力补充并能使红军不断壮大的新根据地。如果红军采取这种方针，国民党将会撤走他们的围剿部队，红二十五军将会受到很大压力，它急需加强领导班子，该地区的党组织要求给予帮助。周打算派他去领导二十五军并把这支部队转移到一个新的根据地。(11)

　　粟裕同志（当时任红二十师师长、七军团参谋长）在《回顾红军弱上抗日先锋队》一文中这样写道：“后来我们才知道，当时中央派出这支部队的更直接的目的，是企图以这一行动威胁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区，吸引和调动一部“围剿”中央苏区的敌人，配合中央红军主力即将实行的战略转移。在中央领导同志接见我们时，并没有说明这个战略意图。当时中央下发的作战任务训令和政治训令中，虽然表达了要以先遗队的北上行动促使敌人变更战略部署的意图，但在左倾宗派主义控制下，这两份绝密文件未见传达，我是若干年后才看到的，当时对于中央这个重要的战略意图，并不知晓。”

　　吴吉清同志（当年任毛泽东同志的警卫员）接受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采访时回忆，当时有一大批金银财宝被藏在瑞金附近的大山里。一直到一九三四年春天才重新取出来。吴吉清再次被派到毛泽东手下。象藏钱时一样，又雇了脚夫，然后打开了山洞，把洞里的财宝搬瑞金。这些财宝一直保管在瑞金，直到长征时才把金银和钞票分给各军团，以便他位一旦离开苏区后能有钱采购物资。根据吴吉清的这段回忆，索尔兹伯里分析认为：“为什么在一九三四年春天把这些财宝从山上弄下来呢？答案似乎是明显的。那时，拥有决策权的三人团——李德、博古和周恩来——面临着每况愈下的军事形势，已经开始考虑撤离苏区了。”“决定把政府的财宝从山顶上运下来就可以说明是有长期安排的。”(12)

　　上述材料说明，在广昌战役之后，面对严重的局势，中央和中革军委主要领导人曾酝酿红军主力退出苏区，并列入了八、九、十三个月战略计划，在实际工作中采取了一些措施，作了兵员、物资、干部等方面的准备工作。所以说，红军长征是“有所准备”的。

　　　　　　　　　　　　　　　　

二、关于决断犹豫

　　广昌战役后，中央和中革军委主要领导人虽有撤离苏区的打算，也作了某些准备工作，但是却没有足够的胆略作出转变战略方针的决断。他们只是在七月派出红七军团，以“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名义，向闽浙皖赣边开进；命红六军团撤离湘赣苏区，到湖南中部发展游击战争，并同贺龙领导的红三军取得联系。这两支部队由于兵力太小未能牵动敌人。此时，敌人已调整了部署，多路向中央苏区中心区全面进攻。而中央苏区的军力、民力、物力已消耗巨大，根据地日益缩小，红军在内线粉碎敌人“围剿”已极少可能。在此种情况下，我军本来应该保存实力，及时转变战略方针，伺机转移到外线广大无堡垒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可是，中央和中革军委主要领导人没有这样做，而是一方面作着撤离苏区的准备，一方面又企图用一切力量捍卫中心区，以“求得战役上大的胜利”和“战略上情况的变更”。他们继续动员一切人力、物力，采取六路分兵，全线抵御的军事方针，同优势敌人拼消耗这就是遵义会议决议所指出的：“在战略转变与实行突围的问题上，同样是犯了原则上的错误。”在《八、九、十三个月战略计划》上虽然提出了苏区主力红军转移的问题，并且开始了退出苏区的直接准备，然而新计划的基本原则依然同当时应取的战略方针相反，实际上仍以“用一切力量继续捍卫中区来求得战役上大的胜利”，“发展游击战争，加强辅助方向的活动，来求得战略上情况的变更”等，作为新计划基本原则的第一节第二条。关于有生力量的保持问题，被忽视了。而这正是决定退出苏区的战略方针的基础。这一战役时机上的错误，再加上阵地战的导扬，给了红军以很大的损害，这种一方面准备突围，一方面又用一切力量继续捍卫中区，想在中区取胜“的矛盾态度，正是单纯防御路线的领导者到了转变关头必然的惊慌失措的表现”。
　　中央和中革军委主要领导人在战略决断上的犹豫和矛盾态度，还可以从当年中央苏区的历史文献资料所记载的长征前几个月党中央、苏区中央政府和红军的各种公开活动中看出。为了从历史发展的客观逻辑上研究这一问题，下面按时间顺序列举一些主要的活动。

　　一九三四年五月一日，《红色中华》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发表张闻天署名的社论《我们无论如何要胜利》，号召“武装上前线”，指出这“是我们全苏区战争动员中最中心的口号”。社论还批评了“空喊我们必然胜利的‘左’的乐观的宿命论”和“哭泣於我们必然要失败的右倾机会主义”。

　　五月五日，《斗争》报（中国共产党苏区中央局机关报）发表《中共中央委员会、中央人民委员会给战地党和苏维埃的指示信》，指出：“反对五次‘围剿’的决战，已经进到更加剧烈的决定胜负的紧急关头”，“动员群众武装起来，参加革命战争，发展广大的游击战争，是战地党和苏维埃的第一等重要的任务”。要求各游击队要“有决心在敌人封锁线外，在敌人堡垒的间隙和包围中，进行布尔什维克的艰苦的残酷的武装斗争，并且要伸到敌人的远近后方去作长期的独立的活动”，要“冲破敌人封锁线去恢复和创造新的苏区，扩大自己的队伍和创造新的红军”（着重号为作者加）。还要求“所有战区的党、苏维埃和一切群众组织，在党的领导之下，预先计划好干部的分配，那些加入游击队，那些作秘密的党和群众的工作，白军士兵工作，准备好秘密机关的驻扎地，和交通网”。“这样准备好一切，万一本地被敌人占领，能够迅速的改编自己的各种组织，一分钟不间断的继续领导斗争”。这个指示信是四月二十四日写给战地党和苏维埃的，五月五日在《斗争》报上发表，显然是有普遍的指导意义的。

　　同日，《斗争》报还发表社论《五次战役第二步的决战关头和我们的任务》，提出：“一切服从战争”，“一切为着前线上的胜利”等战斗口号。

 
　　五月十五日，《斗争》报转载刘伯承同志的文章《现在游击队要解答的问题》，回答了游击队要注意解决的包括编制、组织、战略、战术、思想工作、群众工作等二十个问题。

　　五月十八日，中央军事委员会发表宣言：《武装起来，到红军中去！》宣言指出：“故人正在企图从四方八面来向着我基本苏区，实行总的进攻，‘胜利或死亡’的问题，已经摆在我们面前！”“中国共产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在中央苏区群众面前，提出五六七三个月扩大红军五万的号召”宣言要求赤少队员和广大工农群众响应这一号召。

　　五月十九日， 《斗争》报全文发表《中共中央给各级党部党团和动员机关的信——为三个月超过五万新的红军而斗争！》公开信指出：“已经到来的最近几个月的决战，将要决定我们的生存或者死亡，是争取我们胜利和敌人死亡的最残酷的决战的关头。”“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了五六七三个月扩大红军五万的计划。红五月必须在指定的县区完成二万七千新战士。这是最低限度的计划，我们无论如何要如期完成计划”(着重号是原有的)。同日，《斗争》报还发表社论《争取决战面前扩红突击的胜利》，指出：“从现在起的三四个月，将是解决五次战役最后胜利的时间。”“扩红计划完成与否的问题，直接就是我们胜利或者死亡的问题！”同时要求党团员以身作则来完成“每个人节省三升米的运动”。

　　扩大红军的运动在一九三三年五月、十月、十二月都搞过，但没有此次规模大，要求紧急。

 
　　五月二十五日，《红色中华》报发表罗迈(中央组织局主任)关于半月来扩红突击的形势的谈话，指出：“时间已过了一半，然而达到的数目却只有原定计划四分之一。”他号召：“为无论如何完成红五月扩大二万七千名红军而斗争！”

　　五月二十八日， 《红色中华》报在头条刊登口号：“加紧突击！无论如何要完成二万七千人！”要求有完不成任务危险的“江西粤赣福建警觉起来！”“要立即对‘阶段论’方式及其他的错误开展严厉的斗争！”该相同时报道：“中央军委动员部规定的六七两月扩大红军数日必须在七月二十号前完成。”这个时间规定，说明当时中央有着某种战略上的考虑。

 
　　六月一日，《红色中华》报发表社论《每块铁，每斤铜锡、每粒子弹壳，为着消灭敌人！>号召苏区平民广泛收集子弹壳、铜、锡、土硝、旧铁等。

 
　　六月二日，《斗争》报发表《中央组织局给西线各县负责同志各县委动员机关和突击队的信》，批评西线各县：“在扩大红军方面你们这些县份，竟表现了不可容忍的落后。”

　　六月五日，《红色中华》报发表中共中央委员会、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为紧急动员二十四万担粮食供给红军致各级党部及苏维埃的信》，要求：“第一，真正外展群众的节省三升米的运动。”“第二，必须没收地主、征发富农的粮食六万五千担。”“第三，必须努力发动群众借十万担谷给红军。”还要求：“没收征发与节省运动必须同时进行，亦须于七月十日前完成（每五天应向中央至少作—次报告）”，“我们无论如何要得到二十五万担谷子”。这个筹粮数字和完成日期的规定，反映了当时的某种战略计划。　　同时，中共中央给福建省委、各县委各突击队写信，批评福建省五月扩红没有完成任务，要求福建党组织“开展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为六月份完成与超额完成三个月计划而斗争”。

　　六月七日，中革军委总动员部作关于红五月扩大红军突击运动的总结，宣布红五月扩红达到三万人，超过二万七千人的原定计划。要求“各省、县必须坚决的在六月份一定要完成三个月的计划”。

　　同日，中共中央白区工作部就“敌人远近后方党的工作”写给苏区刚近的游击区域及苏区各级党部的指示信中指出。在与敌人次战的关头，党与游击队的基本任务：“是在把故人远近后方和被占领区域工农群众武装起来、广泛的开展游击战争，以箝制和吸引敌人到自己方面，配合基干兵团争取决战胜利，来完成全党面前的最紧急的彻底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任务。”并对“万一本地被人占领”后党的工作作了部署，指出：在被敌人占领区域的党团组织，在“完全转入秘密工作条件之下时”，“在党内组织上断绝一切横的关系，不应召集党员大会”，要“把秘密的交通网建立起来”。“为了‘万一本地被敌人占领，能够迅速改变自己的各种组织，一分钟不间断的继续领导斗争’，应该预先审查与准备干部，预先适当计划好那些干部到游击队，与地方工作，预先准备好白军驻地附近的白军士兵工作小组，和给白军士兵的宣传品，预先准备交通网的组织，并给担任各种秘密工作的同志以必要的工作上和工作方法上的训练。”并且还强调指出：不能“把这些准备工作曲解成为对革命战争的悲观失望”。中央白区工作部的这个部署反映了当时中央既想争取决战胜利，又作“万一”时的准备的战略思想。

　　六月十六日，《斗争》报刊登《中央给各级党部和突击队指示信》，指出：“中央坚决要求每个省每个县在六月内完成三个月计划。”同时要求在六月中完成“紧急动员二十四万担粮食供应红军”。还要求“在基本区，扩大红军的工作一经完成，就必须立即围到赤少队突击。赤少队突击的目的是要在目前紧急的战争状况之下，全体壮年和青年的男女选民完全武装起来，并根据具体情形，做到每区一营模范赤少队，准备在一声号召之下就上前线去消灭敌人”。

 
　　六月二十二日，中央组织局、总动员部、赤少队总队部发出《关于扩大赤少队地方部队及粮食动员的指示信》，要求：“做到每一区一营模范赤少队，准备在一声号召下就上前线去消灭敌人。”“扩大赤少队的突击，须在七月内完成。”还要求：“一切边区战区的党和动员机关，必须坚决的争取在七月十五日以前全部完成中革军委关于扩大独立团、独立营与基干游击队的三种地方部队的计划，并求得超过原定的数目字。”还规定，粮食收集的突击任务“必须保证至迟在七月十日完成”。

　　六月三十日，《红色中华》报刊登六月二十七日中央组织局、人民委员会关于粮食动员的紧急指示，要求“无论如何要在七月十五日前完成二十四万担谷的计划”。

　　七月五日，《红色中华》报发表陆定一署名的社论：“动员二十四万担粮食是目前我们第一等的任务。”当日该报还提出：“必须收集五万条被单来给与红军”和“必须及时的准备冬衣”的计划。

 
　　同日，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发布政治训令，派红七军团以“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名义去闽浙皖赣边区开辟新根据地。七月六日红七军团三个师从瑞金出发，经长汀、大田、龙溪，直逼福州，以调动和牵制敌人，减轻中央苏区的压力。但由于兵力太小，未能牵动敌人。

　　七月十四日，中央组织局、总动员武装部、赤少队总队部、发出《关于赤少队突击给各省委战委军区动员武装部省少先队部的指示信》，号召全体壮年和青年“完全武装起来”，“准备好在军事机关一声号召之下就上前线”要求“争取七月底以前完成与超过计划”

　　七月十六日，继月初抗击敌人对头陂的进攻之后，又抗击敌人对兴国沙村的进攻，但未能阻止敌人的前进。

　　七月二十一日，《红色中华》报发表陆定一《为着保证红军胜利的保护秋收，继续开展粮食动员！》的文章，同时发表了吴亮平《急速开展群众的熬盐运动，回答敌人的加紧封锁》的文章，号召广泛开展熬盐运动，供给红军。该报还号召劳动妇女把银器售卖给国家，帮助革命战争，同日，《斗争》报发表了凯丰《应当把少先队变为红军的现成的后备军》的文章。
　　七月二十二日，红军抗击敌人对赤水以南地区的进攻，之后又抗击敌人向南阳及永安以南洪田等地的进攻。整个七月中下旬对敌人进攻的抗击，都未能阻止敌人的进犯，各路红军节节抵御后退，损失很大。
　　七月二十三日，党中央发出训令，决定红六军团离开湘赣根据地，转移到湖南中部发展游击战争。
　　七月二十四日，罗迈在各县粮食部长联席会议的党团会议上讲话，指出：“现在依据红军的需要与群众的要求，决定秋收后借谷六十万担，收买谷子十万担，加征收土地税，我们将要收集一百万石的粮食，并且要争取九月半前完成。”
　　八月一日，《红色中华》报发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
　　八月五日和六日，敌人向红军防御阵地高虎脑，半桥等支撑点发起攻击，红军进行了顽强的防御战，终因指导方针的错误而被迫放弃阵地后撤。
　　八月十日，《红色中华》报发表吴亮平的《收集军用器材初步总结》，号召把收买军用器材的计划“扩大一倍”。要求在八月份“各级国民经济部，应以收集被单棉花为中心，用最大的力量负责完成”。
　　八月十三日，敌人向万年亭红军防御阵地发动进攻，红军击退敌人多次猛攻，但因兵力不足、弹药缺乏而被迫后撤。
　　进入八月以来，红军在高虎脑、万年亭等防御战中硬拼，不断失利，节节后退，整个军事形势越来越严重。按李德的回忆，这时（八月初）中央重新研究了军事形势，制定了八、九、十三个月的战略计划，计划中已饮食有退出苏区的问题。
　　八月十六日，《斗争》报发表《使红军抗日先遣队的出动成为真正的广大的武装民众民族革命战争的开始》的社论，指出：“准备直接对日作战是我们的迫切任务。”“我们的经济机关和军事工业机关，都要为着对日作战而准备起来。”
　　八月十八日，中央组织局为赤少队突击第三次给各级党部发出指示信，指出：截止八月十日，扩大赤少队总共只完成百分之六十六，要求“无论如何不要让一个县延过八月底”。
　　八月二十日，《红色中华》报报道六、七两月筹款工作概况，要求“坚决完成中央财政部的新的筹款计划：九、十、十一月三个月筹款八十万元，并加紧没收征发被毯”。(13)八月二十七日，敌人再次向驿前以北红军阵地发动进攻，红军拼死抗击，多数工事被毁，被迫放弃驿前以北的全部防御阵地。这次防御战，红军伤亡达二千三百余人，其中干部有六百余人。
　　八月三十一日，《红色中华》报发表陈潭秋《争取时间，学习长胜瑞金的经验！》的文章，指出：“在战争动员紧张的时期，‘争取时间’成为争取决战胜利的必要条件。”“为了更进一步的强大红军，为了争取决战的更大胜利，为了更迅速的从防御战争转变为总的反攻，党中央已提出了新的扩红任务，从九月十五到十月十五扩大红军三万人”还要求加快粮食征集，“必须在九月十号以前（有的还应更早）全部完成收集、征收、入仓、转帐的工作”
　　九月一日至三日，红一军团、红九军团和红二十四师在长汀东南的温坊地区对离开堡垒之敌，采取伏击和夜袭的方法进行阴击，歼敌一个旅又一个团，给了进攻之敌一个打击，但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个防御方向上红军的被 动局面，敌人调整兵力后，继续向长汀进攻。
　　九月一日，中央组织局、总动员武装部、赤少总队部、总政治部动员部、全总战争动员部发出《关于九月间动员三万新战士上前线的通知》，指出：中央决定即日开始“动员三万新战士上前线”，“争取在九月内全部完成计划”规定分配给各县的数目，“应争取全部在九月二十七日以前完成，并已送到补充师团，不能延过二十七日”，要求“各县必须每三日将动员情况报告省与中央”。这个“通知”把动员三万新兵的任务提前到九月二十七日前完成，可见当时情况的紧急。

　　九月四日，《红色中华》报发表《中革军委为扩大红军的紧急动员的号令》。“号令”分析了面临的形势之后，提出了反“围剿”的基本方针：“阻止敌人占领我们的兴国、石城、会昌、汀州，胜利的保卫我们的中央苏区，消灭更多的敌人在苏区门内，发展更多的苏区於敌人的背后，瓦解白军改变敌人的战略部署，把中央苏区革命先进的光荣事业推广到全中国去发展民族革命战争，开始与帝国主义直接作战，这是我们彻底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基本方针！”为实现这个方针，要求“无论如何要做到在九月间动员三万新战士去上前线”。这是提出的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基本方针，一方面坚决地“保卫我们的中央苏区”；一方面提出在敌人背后“发展更多的苏区”，把苏区的革命事业“推广到全中国去”。还提出与帝国主义直接作战。这个“基本方针”反映了当时中革军委领导人的战略思想和战略思考中的矛盾状况。无论如何要在九月间动员三万新兵上前线的决策，就是从这种战略需要确定的。

 
　　同日，《红色中华》报发表罗迈署堍的社论《要在九月二十七日以前动员三万新战士武装上前线！》社论说：现在敌人还在继续集中力量向我们的 基本苏区进攻，要打退敌人，就要更多的扩大红军。“因此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立即进行一次新的动员，以迎接新的更大的决战”。该报同时刊登口号：“紧急动员起来！为九月十日前完成粮食动员而斗争！”
　　九月七日，《斗争》报发表社论《进一步使赤少队成为红军现成的有良好训练的后备军地方部队》，指出：“为着实现每个壮年青年的男女苏维埃公民全体加入赤少队，应当广大的吸收妇女来参加赤少队。”
　　同日，苏区中央局通过的《关于扩大红军的决议》指出：“七、八两月江西、福建两省特别是福建扩大红军的成绩是极不能令人满意的。”要求“江西党必须在九月内完成中央局所规定三个月扩大红军预定数目的全部，闽西党延长到十月底以前，应完成中央局所规定三个月扩大红军预定数目的全部”。可见征集兵员任务之紧急。
　　九月八日，中央各机关号召募集二十万双草鞋慰劳红军。中央妇女部召开中央机关联席会，决定“号召全苏区群众在十月十日前募集二十万又草鞋慰劳红军”，“九月十五前完成十万双”。
　　九月十一日，《红色中华》报刊登口号：“争取时间一定要在二十七日前完成扩红计划！”
　　九月十三日，中革军委发布第四十四号命令，决定改组各级军事部。命令指出：为使各级军事部适应目前战争的要求，“将各级军事部的组织改变”。即把被敌人占领地方的县、区军事部，立刻改为县区游击队的司令部和政治部，县区军事部长为游击队司令员，县区委书记兼游击队政治委员。还规定，“如在边区和中心区域有被敌人侵犯之可能时，则将军事部作上述改组”。这个命令已经对中心区域一旦被敌人占领时的军事组织总是作了安排。
　　九月十四日，中央政治局委员、白区工作部部长陈云同志撰文：《游击区域（被敌人占领的区域）的工作方式与组织方式》。文章分析了游击战争的形势和存在的问题，指出：一切党的组织都要了解“游击战争是党的第一等任务”，“是主力红军决定胜负的战斗中，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之一”。要向一切党的组织解释，“愈是深入敌人的后方去开展的游击战争，可以创造新的苏区与红军”。还指出：“必须在战区中迅速的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正确的进行组织游击战争的一切准备，使游击战争广大的开展越来。来配合主力红军备进行总的反攻的决战中取得完全的胜利，彻底粉碎五次‘围剿’。”文章还要求：“必须在组织上保证有最好的干部去领导，派遣到游击区域去但负工作与领导的干部，必须是（一）各方面有独立工作能力的、虽然在暂时与上级党失去联系时，仍能坚持不动摇的执行党的路线的干部，（二）必须是当地的了解地方情形为党员群众平昔历信任的干部。”陈云同志这篇文章于九月二十三日在《斗争》报全文发表。这篇文章一方面动员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来配合主力作战；一方面也有对红军撤离后，“与上级党失去联系”时坚持和开展游击战争的部署和指导。
　　九月十六日，《红色中华》发表总动员部副部长金维映关于扩红动员不能迅速开展的原因的谈话，指出：“目前战争形势的紧张不容许我们有一分钟的延迟。‘延迟就是罪恶’这句警语，应当尖锐提在每个同志的面前。”“我们一定要在二十七日前完成扩红计划，我们要有充分准备，争取在九十月间大决战中，更大的获得胜利！”这里反映了当时战争局势的紧张，对扩红工作要求的紧迫，还可以看出酝酿中的九月二十七日后的某种重大行动。
　　九月十八日，罗迈在瑞金扩红总结会上讲话，强调发展游击战争的重要。指出：“如果以为瑞金虽然遭受了敌人飞机的轰炸、但并没有听到敌人的枪声，与炮声，瑞金四周都是苏区，离敌人很远，因此没有必要把发展游击战争提到党的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那么我应该说这种观点是绝对错误的！”罗迈要求作为中央苏区首都的瑞金，也要建立地方游击队，发展游击战争。这显然是从敌人占领瑞金这一最坏情况着想的，说明当时中央已经考虑到了这种“万一”的情况，并要各级党组织作准备。
　　九月十九日，中华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以主席张闻天的名义发出《人民委员会关于边区战区工作给各省县苏维埃的指示信》，指出：“发动与组织群众的武装斗争与游击战争是我们一切工作的中心。”“我们必须反对事先太平无事或麻木不灵，事后张惶失措与退却逃跑的各种各色机会主义动摇。”指示信要求“必须全体军事化，学习游击战术，到游击队中去”。并要求“大大的减少我们战区、边区的苏维埃工作人员来加强游击队”。指示信还提出要求：“在许多地方，国民经济部、财政部、粮食部均可取消，而代以财政经济委员会，保卫局与裁判部可合并为肃反委员会。”“在战争特别紧张的区域，甚至苏维埃所有的各部都可以取消，而由个别同志直接负责去解决当前特别重要的战争问题。”“所有苏维埃机关中各种无用文件都应消毁，一切重要文件及资材应减少到最低限度，并且应该有最好的整理与保管，机关工作人员中的家属，应该另行安顿，不使有一个不相干的人停留在我们机关内。这都不是为了退却逃跑，而是为了便于同敌人作战。”“总之，我们必须使我们的组织军事化，使我们的领导机关非常灵敏、活泼、简单、集中、坚实，而便利于领导战争。”同时还指出：“由于战争形势的迅速变化，上级对于下级的指示必须更多的灵活性，使下级能依照变化着的环境而布置工作。”使他们在“同上级领导机关脱离交通关系时，依然能够去进行工作”。
　　这个指示信、可以认为是对边区、战区在“万一”情况下苏维埃的工作转变、组织转变的最详尽具体的部置，而且考感到了与上级领导失去联系后开展独立工作的问题。这个指示信九月二十三日在《红色中华》报全文发表，显然不是局部问题，而是从全局着想的。
　　进入九月下旬，由于敌人对苏区的进攻愈来愈加强，红军又在“左”倾错误指导下实行军事保守主义，各个防御点都被敌人分割击破，红军陷入被动境地。中央苏区仅存瑞金、会昌、于都、兴国、宁都、石城、宁化、长汀等县城及其周围的狭小地区。只是在这种内线作战取得决定性胜利完全没有可能的情况下，党中央和中革军委领导人才调整计划、作出突围的决定。最后决定作出的具体时间尚无史料确定、据李德回忆突围的最后决断是在“九月底十月初”作出的。他回忆说：“八月计划预定突围日期是十月底十一月初，因为根据我们获得的情报，蒋介石企图在此期间集中力量发动新的进攻、突围的日期选择在这时，必然会使敌人扑个空。”“九月初，广东省主席陈济棠突然向红军递交了一份秘密停战声明”，双方进行谈判。“博古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作了汇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回问：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可能让主力继续在苏区内作战，中央政治局仍然决定突围，因为敌人对苏区的封锁已经大大地缩紧了”。其次，在我们南线纳粤军第一军“随时都可能从背后攻打我们。粤军驻扎的地区是唯一有利的突围地点，如果不利用，以后突围就很成问题了”。再次，“我们从破译的电报中获悉(这对我们来说当然是极其重要的情报)，蒋介石指示把发动新的大规模进攻的日期提前了大约一个月”。“在九月的最后几天中，蒋介石的主攻部队的行动起来了。由于我们的侦察工作做得十分出色，党和军队的领导才能及时对计划作出相应的修改”。“一切准备工作都在加速进行，并在十月一日基本结束”他还强调：“突围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是保守秘密”“因此，当时关于突围的传达范围只限于政治局和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委员，其他人，包括政治领导干部和部队高级干部，只知遁他们职权范围内需要执行的必要措施。”九月下旬以后，突围准备工作进一步加紧进行。

　　九月二十六日，《红色中华》报号召开展熬盐起动，说：江西省在中央国民经济部所提出的熬盐号召下，决定在十月十五号以前全省发展熬盐厂一千个、每厂每天平均须有五千斤盐的生产量。
　　九月二十九日，《红色中华》报(第二三九期)发在张闻天撰写的社论《 一切为了保护苏维埃！》指出：一年多的反五次“围剿”的斗争，”我们学会了并且正在学习如何灵活的运用各种斗争的方法，来达到我们保卫苏区与粉碎五次‘围剿’的目的”。“为了保卫苏区，粉碎五次‘围剿’，我们在苏区内部求得同敌人的主力决战，然而为了同样的目的，我们分出我们主力的一部分深入到敌人的地后方，在那里发动广大的群众斗争，开展游击战争。解陈敌人的武装。创造新的红军主力与新的苏区，以吸引敌人的力量到自己方面而歼灭之”。“为了保卫苏区，粉碎五次‘围剿’，我们有时在敌人优势兵力的压迫之下，不能不暂时的放弃某些苏区与城市，缩短战线，集结力量，求得战术上的优势，以争取决战的胜利”。社论还阐述了“不用一种固定的斗争方式去束缚运动”的道理，说明要从具体环境出发来决定采取进攻的，还是防御的、退却的斗争方式。显然，这篇社论是为红军撤出中央苏区的军事行动造舆论的，是公开发出的红军准备转移的信号。
　　这一期报纸还刊登口号：“千百倍紧的动员起来，无论如何要在最后七天内完成三万新战士上前线！”还报道：“到二十七号为止，我们只完成扩红计划十分之六。”“中央决定延到十月五日前无论如何要完成全部计划！”“这是决定我们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中一个最重大最低限度的紧急任务！”“十月五日是最后的时间，决不容许我们再延长一分钟！”
　　此后，中央苏区党政军各方面展开了紧迫的转移的直接准备工作。
　　从以上活动和材料可以看出：第一，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对红军撤离苏区虽早有考虑，并做了大量具体准备工作，但迟迟未作出撤出苏区的最后决断。而是一面作撤出苏区的准备，一面又全力防御“决战”，保卫萝区，争取全胜，只是到了内线作战毫无胜利希望的时候，才作出撤退的决断；第二，所进行的兵员、粮食、军需等各项筹集工作，一直是在“保卫苏区”，“一切为了前线”的口号下进行的，而且每个月都有计划，并随着形势的变化和中央战略计划的变动，步步加紧或不断赋以新的任务和要求。各项筹集工作即是为争取“决战”胜利而进行的，也是“万一”情况下从苏区撤退所需要的；第三，从各方面的筹集工作不能如期完成的情况看，苏区兵源已经十分缺乏，各种物资十分奇缺，红军极度困难。而中央领导则在较长时间里忽视了保存有生力量这个重要问题，使红军和苏区的战斗力遭到极大损失。

　　　　　　　　　　　　　　　　

三、关于出动仓猝

　　从作出突围的决断到部队实施突围，时间较紧，行动仓猝，使许多必要的大部队突围的具体准备工作都未做，或做得不够充分。因此，使八万之众的红军部队的战略性突围行支表现得“惊慌失措”。

 
　　第一，主力红军撤退行动过于急促，造成各方面的紧张。

　　从九月二十九日发表张闻天的《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一文，公开透露红军准备退出根据地的信号到十月二十一日总突围攻击开始，整个方面军的突围准备只有二十二天。而部队撤出防御阵地时间更短。十月六日十九时三十分，中革军委电示林（彪）、聂（荣臻），将一军团防务交给五军团。翌日又令红一军团开始秘密地向兴国东南之竹坝、黄门地区移防。十月七日九时三十分，中革军委又电示彭（德怀）、杨（尚昆），要红三军团在十二日前在目前第一集中地域进行人员、干部、弹药等的补充，并完成部队的整理，加强军政训练，演习进攻战术等，之后从十二日晚出动，于十四日晨到达第二集中地域于都之东北地区，十五日晚军团全部准备前进。七日十时，中革军委电令罗（炳辉）、蔡（树藩），要九军团“九日晨到达古城瑞金之间”。二十一时，中革军委又电令周（昆）、黄（苏）之第八军团全部于八日晚出发，九日拂晓前到达龙岗地区。由于部队撤退突然，调动急速，又没有充分的动员工作，红军内部和地方干部群众都感紧张。
　　其实，当时的军事形势还没有紧张到必须立即全线撤退的状况。十月上旬，敌人确实加紧了对中央苏区各防御点的进攻，敌北路军和东路军加紧对兴国、古龙冈、石城、长汀的进攻，南路军也由筠门岭向会昌推进。但敌人由于以往教训，也不摸红军准备突围战略意图，因此，不敢长驱直入。敌人只是企图在占领兴国、古龙冈、石城、长汀等地后，再进—步向宁都、于都、瑞金中心区域进攻。因此，此时红军虽然不能在内线作战粉碎敌人的“围剿”，但还可以利用敌人暂时不敢长驱直入的弱点，进行充分的政治动员和军事、物资的准备，反部队的休整，而后再有步骤地撤退、突围。但是，党中央和中革军委上要领导人错误估计了形势。仓促行动，造成部队的紧张扣群众的惊慌，也使许多应做的准备工作没有落实。

　　第二，缺乏政治上的准备和思想上的充分动员。
　　首先，放弃艰苦经营数年之久的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这样重大的事没有在党中央、中央政府的领导层进行认真讨论，“而且甚至在政治局的会议上也没有提出讨论。把数百万人的群众行动的政治目标，认为不是重要的问题”。(14)作为关系全局的战略性转变的一些重大问题，如“关于为什么退出中央苏区、当前任务怎样、到何处去等基本的任务与方向问题，始终秘而不宣”。(15)党、政、军高中级干部都不了解战略意图。李维汉同志回忆说：“当时我虽然是中央组织局局长，但对红军转移的具体计划根本不了解。”“据我所知、长征的中央政治同对这个关系革命成败的重大战略问题没有提出讨论。中央红军为什么要退出中央苏区？当前任务是什么？要到何处去？始终没有在干部和广大指战员中进行解释。这些问题虽属军事秘密，应当保密，但必要的宣传动员是应该的。”(16)董必武同志回忆说：“我在出发前，虽然发生过随军去或留后方的问题，可是红军主力向什么地方移转呢？经过些什么地方呢？路有多远呢？这类的问题，没有发生过，也没有听见别人谈过。”(17)当时任红一军团一师师长的李聚奎同志，在《长征中的红一师》一文中回忆说：“过去部队转移，只要条件允许，军团首长总要开会讲明情况，面授任务；遇到情况紧急时，也要给师的主管干部直接打个电话。可是这次部队转移，军团司令部只是通知我们按照行军路线图指定的方向前进。而且每天要到达的地点，是一天一通知，即第一天指定第二天要到达的地点，第二天指定第三天要到达的地点。至于红军主力为什么要转移？转移到何处去？均不得而知，后来我们才知道，红军主力这次转移，由于‘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者强调军事秘密，不但我们当师长的被蒙在鼓里，就连军团首长也不了解全部意图。”(18)彭德怀同志回忆说：“最奇怪的是退出中央苏区这样一件大事，都没有讨论过。”伍修权同志回忆说：这次战略大转移，“连政治局都没有讨论过，相反作了严格保密，连有的高级领导人如项英、陈毅等同志，当时都不知道这一重大的战略意图”
　　其次，对部队广大指战员没充分的思想动员，如遵义会议决议所指出，这种巨大的转变，没有”在干部中与红军指战员中进行解释的工作”。“因此在军事上，特别在政治上不能提高红军战士的热情与积极性，这不能不是严重的错误”。虽然十月九日总政治部发布了《红军总政治部政治指令》，指示：“在‘迅速的整理、补充、配合友军与全国革命力量准备反攻’的口号下，进行部队的整理，补充与战斗准备。”“根据张闻天同志《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的论文（《红色中华》第二三九期），在部队中进行充分的宣传解释工作”，要求“加强部队的政治军事训练，发扬部队攻击精神，准备突破敌人的封锁线，进行长途行军与战斗”。并提出：“发扬攻击精神，突破敌人封锁线，坚决实行反攻”的政治口号。但是，由于部队调动急速，有的部队如一军团、三军团早在六日、七日就接到了向集中地域运动的指令，因此，接到总政治部动员的指令后，都不可能进行充分的思想动员解释工作。陈伯钧（当时任十三师师长）在一九五五年的一次报告中说：“在准备工作中没有政治动员，行动完全是秘密的，可以说是军事上的被迫。党内党外都没有深入动员，行动计划只传达到师一级的干部。那时五军团是由陈云同志（五军团的中央代表）受中央的委托给我人立体声方面军的。”(19)李聚奎同志回忆说：“我们部队离开兴国时，不但来不及召开驻地群众的告别会，而且个别干部连自己在地方工作的家属也来不及通知。这除了因为时间仓促之外，还因为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次红一方面军离开中央苏区，会离开那么久，离开那么远。”“全师的指战员们心情异常沉重。在家都为主力红军离开根据地后人民的安全担忧，许多人泪洒衣襟，同乡亲们依依惜别。”(20)

　　第三，军事上必要的准备也非常不够。

　　红军主力放弃根据地，从内线作战转到外线作战，这是一个根本性的战略转变，从事上考虑，在可能的条件下，理应在部队出动之前做好三个方面的军事整顿和训练。一是必要的兵力休整。红军主力一年多来处在紧张、艰难的战斗第一线，体力、装备消耗都很大，要转入长途行军作战，应该有一段休整的时间。二是转变各级干部的军事战术指导思想。红军主力实行战略性转移，就带来军事指导思想的转变，从过去打阵地战，转到打运动战，从“短促突击”，转到“突破“、进攻，长途行军作战等等。需要对各级干部进行必要的整训，以明确新的战役、战术思想和原则。三是对部队应进行运动战和长途行军的临战训练，待别是对新兵进行必要的军事训练。这些基本的必需的军事准备，各部队都做的不够。中革军委虽然在给各军团的行动命令中部指示要进行整训工作，如十月七日。中革军委曾分别电令红—、二军团在第一集中地域进行人员、干部、弹药等的补充，完成部队的整理，加强军政训练。演习进攻战术的动作及步兵与机枪迫击炮、工兵的协同动作等。但由于时间紧迫（七日起到十二日止），部队刚从前线后撤，整训工作根本不可能做充分，许多部队是刚到集中地又要开拔，整训工作无法进行。陈伯钧回忆说：“第五次反‘围剿’时，我们就是光搞阵地战，不搞运动战，也不打遭遇战。没有运动、进攻、遭遇、抢隘口、抢河川、突破等必要的训练准备。主力也没有得到好好的休息。一九三四年十月十日退出兴国。十月十七日就走了。在补充工作上，本应该补充主力，但相反的却成立了新的兵团”“新的部队还没有经过很好锻炼和没有一个历史的传统作风，因而他们走路、吃饭都成问题，更不要说别的了。”(21)遵义会议决议也指出：“在主力红军方面，从苏区转移到白区去，从阵地战场转移到运动战场去不给以必要的休养兵力与整顿训练，而只是仓猝的出动”遵义会议决议还认为：“我们突围的行动，在华夫同志等的心目中，基本上不是坚决的与战斗的，而是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显然遵义会议所批评的“仓猝的出动”，主要是指的实施突围的行动，所列举的问题，也是突围实施过程中准备不足和没有进行必要准备的问题，而不是从全局上讲长征“毫无准备”
　　这种突围行动上的“仓猝”，历史的、实事求是的分析，主要是当时党中央主要领导人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华夫主观指导上的错误造成的。由于他们存在着争取中区取胜的机会主义心理，而未按游击战争的指导原则，及早作出转移的决断，使红军在军事上陷入了严重的被动。在作出决断后，又制定了紧迫的突围计划，使许多必要的准备无时间进行，加上紧急关头最高决策人领导作风的专断，使党政、军较高领导层不明战略意图，而难以主动工作，这无疑都是造成仓猝突围的军事指挥上的严重错误。另一方面，突围行动的“仓猝”，也有其客观的因素。红军的转移，是在敌强我弱，中区决战取胜无望的局势下，被迫进行的。处在强敌四面包围之中的红军大部队，要放弃经营数年的红色根据地，不得不在政治上考虑红军主力突围之前，苏区军民思想上所能承受的打击；也不得不考虑红军突围的行动，能否取得军事上的突然性。而这一点，正是当时已成为疲惫之师的八万主力红军突出敌人五十万围剿大军重围的关键之所在。也可以说，能否保证红军突围的出其不意的高度突然性，是能否保证红军突围成功的中心一环。这是关系到八万红军命运的大问题。

　　古今中外的历代兵家，尤其现代战争，莫不注重战争行动的高度突然性，不论是进攻还是退却，它都是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的。

　　何以获得一次在强敌四面包围之下的大规模军事突围的高度突然性？除了对敌情的准确洞察之外，主要由两个因素决定的，首要的和第一位的是保持战略意图的高度机密性和高度隐蔽性；二是行动的神速性和时间的紧迫性。尤其对急于摆脱困境、转变不利地位的弱军来说，这是至关重要的。兵贵神速，历来如此。只有靠这一手，才能争得时间，抢在敌人的前头。如果脱离当时的敌我态势和红军战争的危境，要求动员准备工作既全面又充分，要求从军到民，从上到下，过早公开宣布红军要突围长征的战略意图，要到什么地方去，要走什么路线，以及为什么等等，这在当时不仅是脱离实际的和不可能做到的，同时也就等于把这一切统统地毫无保留地告诉了自己的敌人。这是不言而喻的。可以设想，如果把撤离苏区的战略意图过早地泄露，那么必然军心民震动，造成内部不稳，不但红军突围长征的战略意图不能够保持高度的机密性和高度的隐蔽性，也不能够保证八万红军的突围行动出其不意的高度突然性，而且对部队的巩固将会产生严重的后果。就当时突围的实际情形来看，尽管整个组织指挥存在许多问题，但红军的突围还是基本成功的。中央机关和八万主力红军安全撤出苏区，突破第一道封锁线时，敌人在苏区内外“围剿”的几十万大军才发现红军主力转移了，即使在这时，敌人仍不知红军的去向。至十一月中旬，即红军突围后一月，蒋介石才清醒过来，急忙制定追堵计划。从而打破了蒋介石逼我主力红军决战产企图在根据地内围歼的战略计划和布局。当然，由于组织指挥上的错误，在突围中使红军遭到了不应有的损失。但就能否突围成功来说，军事上的突然性是达到了，至少可以说我红军争得了时间，争得了主动，抢在了敌人的前头。这同红军统率机关保持了这一战略意图的高度机密性和高度隐蔽性，及突围行动的突然性是有关的。
　　这样说，决不意味给当时在动员准备工作上的错误开脱，而是为客观地认识和评价长征的仓猝出动、动员准备不足和保持战略意图的高度隐蔽性、出动的突然性、突围的成功之间的关系。我觉得，我们不仅看到和正确指出前者，也应当看到和正确地指出后者，从而给这一战略行动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评价，而不是把前者和后者简单地对立起来，更不应该用前者去完全否定后者。

        总之，实事求是地分析红军长征的整个酝酿、准备和实施历史过程，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从战略决策的过程看，八万之众的主力红军进行决定命运的战略转移，当时党中央、中革军委领导核心是早有准备的；但在几个月的准备过程中，关键性的战略决断是犹豫的，造成了虽有准备而坐失机会，遭致兵力、物力的损失，反映了中央领导核心的“左”倾指导思想；从实施突围的行动来看，广大红军指战员是没有思想准备的，出动确实是“仓猝的”，但突围又是成功的。这有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原因。所以，关于长征的准备问题，说三句话较能反映历史的实际。


　　注释：


　　(1)《遵义会议文献》第17页
　　(2)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迪茨出版社一九七三年出版，现代史料编刊社一九八零年翻译出版。
　　(3)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著：《长征新记》
　　(4)《红旗》一九八一年第一期。
　　(5)中共中央宣传部编《党史资料》一九五四年第三期124页。
　　(6)《党史通讯》一九八五年第一期。
　　(7)《文献和研究》一九八五年第一期。
　　(8)《回忆张闻天》
　　(9)《党的历史的紧急关头——遵义会议之前的片断回忆》
　　(10)《聂荣臻回忆录》上册第213-215页。
　　(11)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著：《长征新记》
　　(12)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著：《长征新记》
　　(13)见李德《中国纪事》和遵义会议《决议》
　　(14)《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
　　(15)同上
　　(16)李维汉：《长征回忆》
　　(17)董必武：《出发前》
　　(18)《中共党史资料》第十四辑第22页。
　　(19)《中共党史资料》第十三辑第90页。
　　(20)《中共党史资料》第十四辑第22页。
　　(21)《中共党史资料》第十三辑第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