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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红军:历史教材的已知未知结构

时间:2009-10-18 17:24:02  来源:范红军
 

范红军:历史教材的已知未知结构


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中学历史教科书的编写是一个系统工程,既涉及指导思想、体例和选材等宏观问题,也涵盖某一历史阶段及某一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的具体编写方案等微观问题。笔者拟从中观的角度出发,尝试性地探讨历史教科书编写中的已知结构和未知结构问题,以引起学界对于历史表述艺术的高度关注。不当之处,敬祈方家指正。

一、已知结构与旧历史教科书的乏味

旧历史教科书是以历史教学大纲为依据而编写的。新中国成立以来,旧历史教科书对于历史教育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有目共睹①。但是,它在激发学生历史学习兴趣方面的努力始终没有质的突破也是不争的事实。1997年,教育部对北京2107位学生的调查结果显示:在学生对最不愿学的课选择比例由高到低的排序中,历史课居前3位;在学生对15门课程喜欢程度由低到高的排序中,历史课居第2位;在被学生视为“枯燥、没意思的课”的排序中,历史课居第五位” [1]。其症结何在?目前,历史教育界的主流观点认为在于旧历史教科书的“繁、难、多、旧”②。对此,笔者不敢完全苟同。试想,一些优秀的历史小说、影视剧和广播评书,动辄长达几百回、几十回,中学生为什么就不厌其多其旧呢?也许有人会说,这些历史文艺作品允许夸张和虚构。但是,《史记》、《万历十五年》等严肃史学作品的广泛流传又当如何解释呢?看来,一些学者关于历史教科书趣味的高低并不在于其字数多少的观点是颇有见地的③。但是,笔者也不完全认同旧历史教科书的乏味全在于文笔不够生动形象的说法③。其实,旧历史教科书也一直重视文笔的生动形象并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例如,教材把“四面楚歌”、“三顾茅庐”、“闻鸡起舞”等历史故事叙述得绘声绘色;把云冈石窟的“天女”和唐代的“毛裙”刻画得入木三分。那么,旧历史教科书为什么还不能很好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呢?笔者认为其主因在于已知结构问题。

 

旧历史教科书编写中的已知结构是指用肯定或否定这种简单而直接的方式来表述历史结论,以利于教师讲授。旧历史教科书编写者之一的赵恒烈先生曾指出:“教材写史学观点”,“写得很鲜明,是非褒贬,一看就清楚。教材的极大多数问题都采取这种写法” [2](p.384) 。以人教版初中旧历史教科书为例:关于孔子,课本中只是说:“孔子是我国古代的大思想家、大教育家。他的学说后来被封建统治者利用和改造,成为我国两千多年封建文化的正统思想,对后世影响极大。”关于郑和下西洋,书中也只是说:“郑和出使西洋,加强了我国和亚非各国的交往,是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这些历史结论不能说不正确,但过分强调了历史发展的一面,似嫌简单和片面。众所周知,历史教学大纲的“教学内容”即基本知识要点占百分之八十多的篇幅,如果人、事皆有定论,那么,旧历史教科书中就难免充满了简单而直接的历史结论,以已知结构为主的编写特征非常明显。

已知结构主宰旧历史教科书带来了很多弊端:第一,它忽视了中学生的历史学习兴趣。在已知结构下,教科书更多关注的是历史结论,至于历史发展的曲折过程以及历史结论的获得过程则并不重要。所以,旧历史教科书既缺乏具体、生动、形象的历史情节,也不可能留下“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的历史悬念。这种从概念到概念,从结论到结论的历史表述方法,缺乏艺术性,它无法引起学生的深入思考,也就很难引发他们的历史学习兴趣。第二,已知结构造成了学生被动接受式的历史学习方式。在已知结构下,历史的发展是直线型的,它直指历史结论,其间没有波折和争论。于是教师的讲授就是想法设法甚至牵强附会地验证历史教科书中的结论,学生的学习就是机械地甚至囫囵吞枣地记忆这些历史结论,师生双双沦为已知结构的奴隶,其负累之感不言而喻。第三,已知结构造成了历史科学精神的缺失。已知结构过分强调“定论”、权威和服从,而历史科学精神的实质在于求真、务实、怀疑、批判和探索。长期以来,已知结构下的历史结论过多且角度单一,简单片面,或完全肯定,或完全否定。久而久之,中学生也总是习惯于对历史和现实生活中的人和事遽下简单的是非之论,这种非此即彼、非好即坏的极端思维令人堪忧。

总之,已知结构是造成旧历史教科书枯燥乏味的内在主因。因此,新历史教科书的编写就必须有针对性地加以改革,注意构建未知结构。

 

二、未知结构与新历史教科书的编写

相对于已知结构而言,新历史教科书编写中的未知结构是指适当引入史学争论,着意构建一种大矛盾、大冲突、大未知的两难历史情境,引导学生通过讨论、辩论等探究方式来寻求符合或接近历史客观实际的认识,以不断提高他们对于唯物辩证法的理解和运用。显然,未知结构根本不等同于历史不可知论,相反,它正是为引导学生最终获得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结论而悉心搭建的思维平台。

未知结构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它不仅适合那些史学界尚存重大分歧的历史问题,而且适合史学界早有公论的历史问题,因为这些公论只有在与各种偏颇史论的比较中才能真正为学生所认识和接受。例如:关于孔子的生平事迹及评价,如前文所述,旧历史教科书都仅仅着眼于其积极方面,这是一种已知结构。如果构建未知结构,孔子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都要讲,孔子的顺境和逆境也都要写。孔子在世时,一度周游列国,但处处碰壁,饱受讥讽和冷遇,连他自己都说有似于“丧家之狗” [3] 。这与他身后的“圣人”地位形成了多么大的冲突。那么,到底如何评价孔子呢?显然,在未知结构下,学生很难马上回答,但他们通过感知孔子的立体形象,认识到了具体、全面地评价历史人物的重要性。这不但不会推倒史学界对于孔子的公论,反而会更好地印证这一公论的科学性。

各种版本的按课程标准编写的九年义务教育实验教科书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未知结构。以人教版和华东师大版新教材为例:关于秦始皇的评价,它们不约而同地构建了未知结构。人教版以探究活动课《秦始皇功大于过,还是过大于功?》的形式切入,华东师大版则以课内评价题“有人认为,秦始皇功不可没,是个伟人;有人认为,秦始皇过失巨大,是个暴君。你认为应该怎样评价秦始皇?”的形式出现。此外,人教版还围绕人类的产生、商代文化的评价、武帝以前和武帝时期汉对匈奴政策变化原因的评价等历史问题构建了未知结构;华东师大版还在大禹治水的“疏”与鲧的“堵”、商鞅变法的成功与失败、项羽失败乃天意还是人为、曹操是奸贼还是英雄等历史问题上构建未知结构。无独有偶,台湾地区的新编高中历史教科书龙腾版也重视未知结构:关于胡适的评价,书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现代史学家余英时说胡适一生“誉满天下,谤亦随之”,胡适这么有名,为什么还有人骂他呢?你可以想出一两个原因吗?综上所述,未知结构已经成为新一轮历史教科书改革的突破口。

 

新历史教科书重视构建未知结构,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它符合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的新理念。课标以学生发展为本,“以转变学生的学习方式为核心,注重学生学习历史知识的过程和方法,使学生学会学习”。显然,已知结构重结论轻过程,而未知结构在关注结论的同时,更关注获取历史结论的过程和方法。

第二,未知结构符合史学研究的殊态。史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其研究对象即人类客观历史过程既不能重演也无法复制;史学也有别于其他人文科学,哲学出入虚实,宗教讲天人感应,文学抒情,诗学言志,而史学表现殊态。钱穆先生说:“研究历史首先要注意的便是其特殊性”,“没有特殊性,就不成为历史” [4](p.2) 。众所周知,历史的特殊性要受到非常具体的时间、地域和人物等要素的严格限定,这就为史学研究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加之史料、史识、方法,尤其是现实政治对史学研究的影响,从而使史学研究过程充满了曲折和反复。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即使同一时代的史家也会对同一个历史问题有着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看法,众口一词的历史“定论”很难见到。这既是历史科学的殊态,也是历史科学的魅力。历史教科书编写工作本身就是历史科学的一部分,它理应反映史学研究的新成果。过去,旧历史教科书往往在史学争论中择取“一家之言”奉为“定论”,而完全排斥其他各家的观点。未知结构不同,它正视史学研究复杂性的实际,敢于适当地把不同的史学观点引入历史教科书,让公论在比较中显示其“公”。

第三,未知结构符合中学生的历史学习兴趣。兴趣是学生求知、探索的原动力。兴趣源于需要,而需要又是多层次的。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在学界影响最大。马氏把人类的需要由低级到高级排列为七大类: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认知需要,审美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5](p.259) 。就中学生的历史学习需要而言,主要表现为历史寻根需要、渴望鼓励和认可的需要、探究需要和思考需要。所以,那些与学生现实生活需要紧密相联的富有思考意义的历史问题无疑会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而未知结构就是承载这种历史问题的比较理想的形式。诚如黑格尔在其《美学》中所言:“思考是一种快感,而不是一种负累。”

当然,未知结构的研究和实践才刚刚起步,学界对其概念、功能、表现形式以及在教科书中应占的地位完全可以各抒己见。但是,无论如何,历史结论的表述都必须讲求艺术性。否则,历史教科书的趣味问题还是很难得到有效的解决。

[作者简介]范红军,男,1969年生,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历史课程论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注释:

①王宏志先生就此进行过系统总结,参阅其《新中国历史教科书在不断改革中前进──五十年来的中小学历史教材》,载《历史教学》1999年第11、12期。

②华东师大版新教材的主编之一王家范先生的观点颇具代表性,请参阅其《感受历史智慧是一种愉悦──初中历史教材改革管见》,载《历史教学问题》2002年第1期。

③何兹全、叶小兵两位先生皆持此论,其评论可参阅《历史教学》2002年第11期上所载对两位先生的访谈录。

参考文献:

[1]北京市“历史学习心理与教学对策研究”课题组:《历史学习心理与教学策略》。《历史教学》,1999年第12期。

[2]赵恒烈:《历史教育学》,河北教育出版社,1989年。

[3]引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

[4]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

[5]卢家楣等主编:《心理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历史教学》200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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