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问题的症结是，通过正式渠道找到工作的求职者比例在20%以下，相应地，劳动力市场上有80%的岗位供应处于不公开的状态。对于大学生来说，就算他们能够使用强关系，他们也只能得知80%的隐秘岗位信息中的31.4%，市场上依然有55%的岗位处于他们的了解之外。

　　从这个方面来讲，大学生就业难的根本原因不在于扩招造成大学生过剩，因为尽管经过多年扩招，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已经接近发达国家水平，但总体人数基数过大，目前中国的高等教育普及率仅有6.5%，大学生远远没有到泛滥成灾的地步。

　　根据格兰诺维特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推断出：同样是复旦大学的毕业生，上海生源的求职者比外地生源的求职者拥有更大的在上海找到工作的机会。原因很简单，本地生源可以利用父母和亲戚的社会关系，他们获知的岗位信息从理论上来讲要比外地生源多出125%。就全国范围内而言，城市生源的求职者比农村生源的求职者更容易找到工作，因为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目标地往往是城市，而不是在后者拥有社会网络的农村。

　　更糟糕的情况是，农村生源的求职者在申请仅占全部岗位20%的公开岗位时，他们和城市生源的求职者之间的竞争关系往往也不是平等的。因为城市生源的学生更有可能在申请公开岗位的同时动用他们父母或亲戚拥有的社会关系，从而获得更大的被录用的机会。

　　由此来看，大学生就业难将给中国社会造成深远的影响：就整体而言，农村生源的毕业生和城市生源的毕业生将会由于路径依赖造成的分歧而在收入水平和社会地位上越离越远;当前农村和城市的鸿沟也将会因为这种求职过程的马太效应而被放大和加深。

　　最悲哀的是，由于大学生就业难是上述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因素造成的必然后果，除非国家恢复包分配的就业制度，否则就算高等教育水平提高再多，经济发展再快，每年新增岗位再多，大学生就业难的现象也将一直存在下去;大量农村生源的毕业生如果拒绝从事高强度的低薪工作，将很难摆脱被就业的命运。

　　就业难并非大学生才有的问题，也并非中国特有的问题，单纯依靠这种定量的经济社会学研究，我们无法理解更深层的原因。受过十六年教育的大学生，甚至受过十九年教育的研究生，为什么还会遭到无用的幽灵(the specter of uselessness)的纠缠?

　　无用的幽灵并非现代社会所特有，早在清朝乾隆年间，天才横溢的薄命诗人黄仲则就曾发出“百无一用是书生”的感叹。但是我们要弄清楚的是，黄仲则在这里使用了诗歌的夸张手法，清朝读书人即使确实“四肢不勤，五谷不分”，也可以通过科举进入仕途或者充当幕僚师爷找到工作。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惨遭无用的幽灵的折磨，才是现代社会特有的现象。

　　在《新资本主义的文化》(The Culture of 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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