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前，钱穆在他的《文化学大义》中说：“今天的中国问题，乃至世界问题，并不仅是一个军事的、经济的、政治的，或是外交的问题，而已是一个整个世界的文化问题。一切问题都从文化问题产生，也都该从文化问题来求解决。”这个说法，在许多人看来，会认为是一种文化还原论，即将所有的问题都归结为文化问题。但这些人往往自己更是还原论者，即将中国的问题还原为经济问题、政治问题或制度问题等等。例如，今天大家在讨论教育的危机时，都异口同声地说，这是体制的问题，而没有看到更关键的问题——人的问题。例如，今天学者的处境难道比穷乡僻壤的王夫之更糟糕？为什么出不了这样的大师？

    无论怎么说，缺乏大师或产生不了大师是文化落后的突出表征，人的素质反映了文化的素质，只有具有相当深度和创造力的文化，才能产生大师。近代以来，国人好谈文化，可谈得越多，文化越成了模糊的概念。严格说，文化与文明是有分殊的。一般而言，文化偏重精神方面，特指语言、文学、艺术、宗教信仰、哲学思想等等。英国文化学者雷蒙·威廉斯在其名著《文化与社会》中概括出西方“文化”概念的四个定义：（1）心灵的一般状态或习性，与人类完善的思想有密切关系；（2）作为整体的某个社会的理智发展的一般状态；（3）各种艺术；（4）物质、理智和精神的整体生活方式。而文明则往往指人类所取得的物质成就：科学技术成果、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各种物质建设，等等。但是，人们在使用时往往将它们混为一谈。《文明的冲突》的作者亨廷顿就基本上把文化和文明混为一谈，在他看来，文明是一个文化实体，是“文化构成的历史整体……是最大的文化整体。”但他也认同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的观点，文明是一个“文化领域”，是“文化特征和现象的一个集合”。所以，我们也可以把他所谓的文明就理解为“文化”。而文化的核心，则是原创性的思想和一种特殊的精神。

    我们知道，中国文化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虽然一直没有中断与其他文化的交流，但这种交流基本上是以我为主，所以这种交流并不妨碍它在很长的时间段中自成一体，外来文化的影响基本被消化为它的一部分，如佛教。外来文化之所以不能动摇中国文化的主体地位，是因为它的影响只是限于某些方面，不能以一种精神取代中国原有的精神。但近代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影响不但是全方位的，而且是根本性的，它使得相当一部分人觉得中国的出路就在于走西方人的路。在这种心态下，近代西方文化所体现的现代性文化和精神，全面覆盖和取代了中国原有的文化和精神。不是说没有人有不同的看法，从张之洞的“中体西用”开始，到“中国文化本位论”，一直有人试图抗拒西化的潮流，但基本上不是被忽视，就是被批判，根本成不了有影响的话语。

    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心照不宣地把现代化理解为西化，即使主张现代化不同于西化的人，由于文明与文化实际不可分，也有意无意地暗中倾向西化。近三十年讲的与国际接轨，当然不是与非洲或印度接轨，而是要与西方接轨。这种讲法和做法，自然有它的道理，但不管怎么说，它是近代以来西化一边倒的逻辑的必然结果。这个西化又不是纯粹的西化，而是片面的西化，甚至是山寨西化。说它是片面的，是因为西方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内部异常丰富多样。国人了解的西方，大都是近现代的西方，而且多在物质层面，对西方的古代和中世纪，对西方的精神文化，知之甚少。多数人是道听途说，人云亦云，即使有些号称专家的人，所知也很有限。说是山寨西化，是说人们往往不是去认真了解别人，而是满足道听途说，以自己肤浅靠不住的理解当作正宗西方文化到处鼓吹，以致以讹传讹，结果谬种流传，误人不浅。从晚清以来，人们都承认，中国学西方不如日本来得有成效，原因也在这里。日本对西方文化的学习，至今还是我们的榜样，其扎实、系统、规规矩矩、原原本本，是我们至今还不能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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