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从产生的时候起，就推崇德性，倡导恃德者昌，恃力者亡，这是我们祖先的信念。我们的先人推崇的那些开天辟地的圣贤（不是英雄），其共同的特点就是舍己为人，克己让人，给人类造福。他们都有博大的胸怀，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牺牲自己，成全众人。被我们中国人奉为文明始祖的人，无论盘古、女娲，还是伏羲、神农，或黄帝、尧、舜，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创造文明，教化众生，与民兴利，或为民除害，公而忘私，品德高尚。

    《大英百科全书》中说，《伊里亚特》和《奥德赛》这两部史诗对西方的标准与观念有最为精微的看法。读过这两部史诗的人，都会对西方崇拜战争英雄留下深刻印象。西方文化，从最早的神话传说开始，就崇尚暴力英雄。只要有权力和力量，即便再横行不法，为非作歹，也是英雄。可是，那些所谓的英雄，在我们古人看来，大多都只能算是小人。很难解释为什么我们的先人与西方文化的创始人的想法那么不同，但这的确是我们值得骄傲的地方。我们很早就知道文明与野蛮的区别。希腊人把所有非希腊人叫做野蛮人，不要说奴隶，就是外国人也被当作另类。而我们传统的夷夏之别，从来就是文明与野蛮的区别，而不是种族的区别。

    中国文化在其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也有种种不足为人道的地方，但是它的文化精神就总体而言是高尚的，是不会过时的，只要人类希冀在和平与平等的世界上生活的话。中国精神或中国之道的核心可以概括为如下几项：克己复礼的人生态度、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天下为公的政治理想、和而不同的共同生活原则和思想原则、义利之辨的道德理念、己立立人与己达达人的淑世情怀、四海一家与天下太平的世界愿景等。这些中国之道并非中国文化所独有，在其他文化，如西方文化中，也多少可以找到一些，但却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和中国文化能够复兴的根据。这些理念与现代性的许多原则是不相容的，却是人类要能生存下去不可或缺的。现代中国文化要有不同于现代西方文化的感召力的话，只有建立在这些普适的理念基础上，而不能以已证明是有根本问题的某些西方现代性原则为基础。

四、重建中国文化需要中国文化的现代阐释

    重建中国文化，需要一批有“自觉精神”的人。

    当然，中国文化的复兴决不是说只是将这些理念单纯再重申一下，而是要将它们予以现代的阐发，因为文化复兴实际是文化重建。这就需要我们不是把西方文化作为敌对的东西或对立的东西，而要把它作为助缘。陆象山云：“东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中国之道的理念若是普适的，它就能吸纳其他文化的优秀成果，就一定会有兼容性。它在现代应该像在古代吸纳和消化佛教的很多因素那样，吸纳西方文化的很多因素。更何况西方文化已经支配了地球三百余年，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全球化了，早已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化不可避免的组成部分。问题在于我们如何吸纳它，吸纳什么。另一方面，中国文化要有全球感召力，也要能用全球通行的话语说话。不管我们是否愿意，西方文化的话语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今天全球通行的话语，我们必须至少与它有公分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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