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说过，近代以来我们对西方文化的理解是片面和肤浅的，概括起来就是科学与民主四个字，其实对科学和民主至今没有很好的理解，更不用说对西方文化的其他方面了。我们对西方文化的了解很不够，我们今天文化现状的不尽如人意，与此有很大关系。因此，中国文化的复兴不能是抱残守缺，而恰恰应该尽量吸收西方文化的优秀成果，一个文化只有善于学习才有未来。这就需要以我为主去消化吸收西方文化，而不是被动地根据它给我们的刺激来吸收它。这种以我为主的吸收，决不能像近代以来那样，实用主义地把西方文化作为治疗百病的万能灵丹，否则，我们就不能客观深入地去了解别人，而是根据自己的需要来曲解别人。充其量得其形而忘其神，更有甚者，则是一知半解以为知。我们首先要学习的是西方文化具有普遍积极意义的内在精神，以此来充实现代中国文化，但核心的东西乃是我们自己的东西。
中国近代以来学习西方文化最大的问题，是把文化与文明混为一谈，在意的都是西方物质层面的东西，社会制度、科学技术、生产力、物质财富乃至坚船利炮，很少人真正在意西方的精神文化。虽然后来也有人提出要注意这后面的精神文化，但还是为了要在中国达到那种物质文明而去注意这些东西，也就是说，把它当作手段。直到今天，这种现象也没有完全改变；鼓吹西化的人，往往是西方文化懂得不多的人。由于这样，即便学到了西方的一些物质文明，也是得其形而忘其神，只是引进，却无补于自己的造血机制，无补于现代中国文化的建立。
重建中国文化不是恢复传统文化，而是发展中国文化。这就需要我们对中国文化作出现代的阐释，这现代的阐释又是建立在对中国之道的透彻理解基础上的。但这不能视为纯粹理论的工作，而应该同时是一种选择中国的生活方式和人生观的行动。文化的衰落归根结底表现为人的素质的下降。一种文化鼎盛时期，总是人才辈出，而到了衰退期，就每况愈下，出不了一流的人物。西方文化最近半个世纪出的人才根本无法与前三百年比，正说明了这一点。而当代中国大师缺乏，也说明文化的衰落。“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当年发出这样的呼唤，不仅是有感于人才的匮乏，更是看到了文化的衰落。人才的出现，有赖于文化的振兴，而文化的振兴，又有赖于人才的出现。
重建中国文化，需要一批有“自觉精神”的人。“自觉精神”是钱穆在《国史大纲》中用来形容北宋士大夫的话。他说“那辈读书人渐渐自己从内心深处涌现出一种感觉，觉到他们应该起来担负天下的重任。”并以范仲淹和胡瑗为例。此二人都出身贫寒，没有什么老师，面对的是残唐五代留下的精神沙漠，但他们感受到时代需要他们努力奋斗，而他们也的确做到了，开辟了中国文化在宋代的复兴之路。由此也可以看到，重建文化实际上是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人生理想，不仅在中国是如此，西方的几个重要文化重建事件——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无不是如此。但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像范仲淹和胡瑗这样的人成了稀有物种，很难出现。
中国是世界的中国，中国在历史上对人类文明有很大的贡献，现在仍然可以对人类文明有很大的贡献，就看我们自己有没有这个志气和抱负。中国文化的复兴不仅仅是为了中国，也是为了全人类。人类今天也面临着有史以来的空前危机，西方文化不可能带领人类走出这个危机；相反，这个危机很大程度上是西方文化造成的。中国文化具有最伟大的人道理想，只有这种人道理想，才是人类的希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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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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