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老认为，绅士在中国皇权的绝对控制之下有三方面的重要作用。一是合法化王权，这一过程起始于汉董仲舒所发明的“天意”、“天命观”，使知识分子获得了对王权进行象征诠释与合法化的资格；二是用儒家的伦理来规范和限制王权的滥用；三是绅士透过对地方社会的掌控将皇权限制在一定空间范围。费老认为，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顶端是中央政府，底部是地方自治单位，皇权最终需要通过绅士这类中介传达到基层，绅士因此可以一定程度上消解与抵制皇权，也可以透过其在朝廷的亲属、同学或朋友间接影响皇帝本人的决定。总之，绅士阶级承担了帝国体制下承上启下的责任。
在费老看来，绅士虽然客观上起到了限制皇权滥用，并提供地方公共性的作用，但却并非出自崇高的动机，相反，其动力是“逃避被支配的命运，同时接近权力的泉源”。“在不受限制的君主权力之下，不仅要保护他们自己，而且保护他们的亲属和整个家族，要做到这一点，不仅需要依靠宪法或者法律的手段，而且也靠个人的影响。这正是他们所寻求的，不是向皇帝的权威挑战，而是去接近他，并为他服务，同时从这种服务中得到好处，争取把皇帝要求的负担转移到那些阶层较低的人的身上去。有产阶级企图使帝王的权力在他们身上失效，从而避免老虎的攻击。成群的官吏连同他们的亲属，在中国社会里形成一个不受法律影响的特殊阶级，他们可以免去税收和征兵的义务。然而，他们没有真正的政治权力。”（参见《中国绅士》第8页）
这就是说，费老认为传统士绅的行为只是为了在皇权的高压下明哲保身，避免自己或其周边的人成为君主权力的牺牲品。他们屈服于皇权，既不具备斗争性、革命性，甚至也不具备完整的公共性，因为他们很可能只保护一个小团体的利益，甚至会将皇权的暴力转嫁到更低社会阶层。费老甚至批判他们主要的知识资本对推动中国历史的前进也是无足轻重的，因为“在中国传统社会里，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阶级来说，是不懂技术知识的，他们的垄断权是建立在历史智慧、文学消遣，以及表现自身的艺术才能的基础之上的。”（参见《中国绅士》第三章）换言之，他们的知识只是一种脱离现代知识体系的自我消遣、自我陶醉或麻醉，让他们能在帝国阴影下过一种优雅的生活。
显而易见，对于致力于推动中国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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