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费老所撰写的“个人·群体·社会”一文中，对自己一生的学术作了一个总结与梳理。费老认为他个人早期学术上最重要的忽略是“只是社会不见人”，即过分重视了社会对个人的塑造而忽略了个人的主体性。费老以“文革”中的个人经验为例，说明相对于社会这个实体，个体的人同样也是一个实体，个体不仅仅是被动地接受社会结构的模塑，甚至可以是“社会的对立体”。这种“对立”与“反叛”也就成为社会结构变化的最重要因素，因此，我们需要“一方面既承认个人跳不出社会的掌握，而同时社会的演进也依靠着社会中个人所发生的能动性和主观作用”。即费老认为，我们每个人既在原有的社会结构下行动，也参与新的社会建构，我们每个人的思考与行动既受制于历史，也同时在创造新的历史。因此，民族的发展，取决于该民族中的个体的集体自觉。显然，作为社会精英，该民族中的知识分子应该承担起更大的责任。
因此，中国知识分子参与社会实践与“学以致用”，就不仅是继承与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而且也是知识分子所必须承担的一种历史责任。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费老提出“文化自觉”这一概念。在费老看来，“文化自觉”实际就是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的“自知之明”，知识分子的责任就在于正确完成对其自身文化的自我认识，从而“增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为适应新环境、新时代而进行文化选择时的自主地位”。
费老指出，这种“文化自觉”既不是“文化回归”、“坚守传统”，也不是“全盘西化”，而是“大家根据自己不同的文化传统来进行创造，这就是文化的自觉和自新。自新，就是自我更新，从传统的基础上来自新，而不是从零开始”。费老预言21世纪将出现“人类文化的自觉”，原有的“西方中心论”引导下的文化研究，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已无法体现非西方文化的自主性和生命力，新的“文化自觉”的风气将逐步在世界各地展开。因此，在多元文化并存的当代世界，中国知识分子不应该丧失这一历史机遇，“在新一页人类文化发展史上，应该有中华民族实现文化自觉的恢弘篇章，在世界上起一个带头的作用”。
在《进入二十一世纪时的回顾和前瞻》一文里，费老明确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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