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老是这样想，也是这样实践的。首先，费老学术的焦点来自于中国的现实问题。费老曾把他所经历的中国时代变迁归纳为“三级两跳”：其中“三级”是指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而“两跳”中，第一跳是指中国从传统的乡土社会开始变为一个引进机器生产的工业化社会，第二跳则是当代所展开的中国从工业化走向信息化的时期。费老的学术就是围绕着中国如何实现这“三级两跳”而展开，从早期的乡村工业化、到后来的小城镇研究、区域发展模式研究、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研究以及全球化问题思考，都是紧紧扣紧这一主题。其次，他在认识与研究方法上倡导和推动社区调查，即便在晚年，也在身体许可范围内，深入实地调查，或者把学生派到田野之中去。第三，也是最重要的，费老并不满足于做一个单纯的学者，从早期的民主运动参与，到后期在国家领导层的政治参与，费老不仅以自己的知识为社会的发展积极建言献策，还亲身参加到社会实践之中，虽然这使得费老一生命运曲折起伏，但费老从没后悔过自己的人生选择。

    也就是说，费老虽然对现实生活中士绅的庸俗生活有所批判，但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理想与价值有高度认同。在费老看来，每个人其实都有自私的一面，儒家的“仁”与“克己复礼”，就是主张用公控制和改造私，从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样的知识分子，不会以一己之私来衡量个人得失，而是能够“推己及人”，从公共性角度看待其个人的境遇。我们看到，费老所推崇的一些师长都具有这一品质，典型如潘光旦先生，直到遭遇迫害死在费老怀里时，他有的不是“抱怨”与“冤屈”，而是对时代及其命运的理解。事实上，费老终其一生，都在感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这类优秀品质在一代一代间日渐衰减，到了晚年，费老更明确地呼唤用儒家的“德性”传统重建中国社会的“道义秩序”。

    费老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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