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契丹小字辽《兴宗哀册》和《仁懿皇后哀册》的面世让消失了近800年的契丹文字重见天日。双册出土后，虽然被公认为是消失已久的契丹文，但并没有旋即出现相应的文字解读工作。

因为失传已久，又没有契丹文字与汉字对译的资料和词典等工具书，可供研究的资料太少，在两幅哀册出土后近十年的时间内没有一个人能认识一个契丹字。

一代学者开创先河

1930年，辽道宗和宣懿皇后的汉字和契丹小字哀册出土后，基于契丹文和汉字相互比较而进行的契丹文字解读才拉开序幕。

当时，虽然已传世的《郎君行记碑》上有互译的契丹文和汉字，但是由于历史上的金石专家一直将其认为是女真字，该碑文在当时的契丹文解读上并没有被重视。直到1925年，日本京都大学羽田亨在看到凯尔温发表于《北京天主教杂志》上的契丹文哀册后，在其所撰的《契丹文字之新资料》中指出，《郎君行记碑》上所刻不是女真字，而是契丹字，从而结束了几百年来一直将其视为女真字的错误。但是，由于信息的不通畅，国内学者并没有及时看到这一文章。因此，误解没有得到及时纠正。

1930年，辽道宗和宣懿皇后的汉字和契丹小字哀册出土后，基于契丹文和汉字相互比较而进行的契丹文字解读才拉开序幕。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中国掀起一股研究契丹文字的高潮。当时可供研究的契丹文字资料只有辽兴宗、仁懿皇后、辽道宗和宣懿皇后的契丹小字哀册以及《大金皇弟都统经略郎君行记》。

此一时期的主要研究人员只有王静如、罗福成和厉鼎煃三人。他们从庆陵哀册和《郎君行记碑》入手，利用把契丹文字哀册与汉字哀册互相对比的方法，释出了契丹文哀册的标题，还有年号、干支、数目字和年月日、岁次、朔、仲冬以及“呜呼哀哉”等。受制于研究方法，这一时期虽然释读了200多条词语，但后来被检验正确的只有70余条契丹字单词的字义，而且基本没有涉及这些单词的发音。

虽然这一时期的成就有限，但是以王静如、罗福成和厉鼎煃为代表的第一代契丹文字研究者却开创了中国国内研究契丹文字的先河，他们的研究成果也为后来研究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93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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