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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中国画画坛的国学回归潮(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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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0-11-22 12:58:2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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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十九世纪上半叶鸦片战争之后，落后挨打的中国人开始把强大先进的西方当成学习楷模。十九世纪后半叶的洋务运动，民国初年的“五四”运动，三十年代的“全盘西化”思潮，都是以学习西方科技文化为基本内容。这以后，五十年代的学习苏联，八十年代以后直到二十一世纪初，在“与世界接轨”与“全球化”口号下的对西方——美国——的再追逐，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差不多一直在崇拜西方的倾向中走到今天。但在这个崇尚西方文化的世纪中，却有一个时段是中国文化人较为普遍地回归民族传统的时段。这就是二十世纪初期的二十、三十年代。这种回归思潮对美术界是有深刻影响的。但时过境迁，人们对这个令人感奋的时段已经有些忘却了。
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中国知识界的精英们普遍地倾向对西方科技文化的热情学习，又普遍地对民族文化取激烈批判与否定的态度。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及其中科技发明对人类自身的伤害，促使西方精英层对科技文化的反思，使写出《西方的没落》的斯宾格勒们不能不反省西方科技文化对人类的伤害。西方这种自我文化反省的思潮传到中国后，给正在崇拜西方的中国精英层一种警醒。1918年底，梁启超率领了一个包括张君劢、丁文江在内的半官方的巴黎和会观察团赴欧洲，拜访了包括柏格森在内的一批欧洲哲学家、政治家、文学家等，他们希望直接向这些欧洲的文化精英们请教。但欧洲人的回答，则是战争宣布了欧洲文明的破产，他们希望从中国的遗产中获得一种智慧，来纠正自己文明中的缺失。梁启超从1919年3月起，以一系列文章向国人报道了这些欧洲人的观点。在文章中，梁启超把中国人学西方比作沙漠中追逐幻影，而今幻影已经不见，“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这便是当前世界思想的一个转折点”（1）
梁启超观点以其思想界领袖的地位及其亲历欧洲的角度，对中国文化界产生了极大的震撼。1920年—1921年，梁潄溟在北京大学及其他地方多次以“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为题进行演讲，亦从洞悉东西文化并进行比较的角度，更深一步地捍卫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立价值，也有很大的社会影响。
无独有偶，英国大哲学家罗素1920-1921年间亦在中国作巡回演讲，他开始贬低西方的机械论世界观：
“彼辈对于吾人之文化绝非无批判之力。有人谓在1914年前，彼辈批判较鲜，惟鉴于此次之大战，觉西方之生活状况，亦必有未能完善之处。然向西方探求智识之兴味仍非常浓厚。而其中年事少者，竟以为过激主义或能供其所需。惟此种期望亦终无实践之日。而彼辈不久当觉悟苟欲自拔，非藉一空前之综合，自创一种救世良方不可。”
他同时盛赞中国文明：
“余之赴华，原为教授，然居华愈久，余之教授华人之意念愈灭，而觉余所当学自彼辈者愈多。……凡珍视智与美，或仅愿享和平之生活者，咸乐居中国，以此三者为中国所重视，而较诸在彼扰攘错乱之西方为易得也。”（2）
在被西方列强折腾得无可奈何的中国，或许也只有罗素这种西方著名思想家的直接的劝喻，方能让执迷的中[1] [2] [3] [4] [5] [6]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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