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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中国画画坛的国学回归潮(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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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0-11-22 12:58:2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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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机械”之科学叫板！在这篇文章中，陈师曾针对当时惟物质轻精神，惟写实轻表现的画坛主潮，强调了中国传统艺术重精神的特：
“文人画首重精神，不贵形似。……谢赫 ‘六法’首重气韵，次言骨法用笔，即其开宗明义，立定基础，为当门之棒喝。”
由此出发，陈师曾干脆一反他至1919年尚在调和折衷的主张写实的倾向，认为写实不过是习画初入之门径，“经过形似之阶级，必现不似之手腕。其不形似者，忘乎筌蹄游于天倪之谓也”。由此出发，陈师曾不仅举了大量中国古代画史史实以证之，还雄辩地以当时刚在兴起之时的西方现代诸派为例，“不重客观，专任主观，立体派、未来派、表现派联翩演出，其思想之转变，亦足见形似之不足尽艺术之长，而不能不别有所求矣”。这样，陈师曾就得出了一个令一片西化潮中的时人可谓惊世骇俗的结论：
“文人画不求形似，正是画之进步。”
尽管陈师曾的这个“进步”论，仍然是以西方为参照而得到的，仍然属历史进步论与阶段发展论的范畴，这是时代局限之使然，但陈师曾毕竟通过这种时人认可的历史观，得出了中国传统艺术不是落后，而是先进，而且先进得相当可以的结论：
“观古今文人之画，其格局何等谨严，意匠何等精密，下笔何等矜慎，立论何等幽微，学养何等深醇，岂粗心浮气轻妄之辈所能望其肩背哉！”（8）
陈师曾在世纪初对中国传统美术的如此高度而理直气壮的肯定，在西化得“无上尊严”的时代里无疑是一极大胆而又极不和谐之音。他的这种对中国传统美术的肯定、赞颂与宣扬，实则已经揭开了几年之后即将兴起，而到30至40年代达到高潮的批判西方科学主义，返归东方，研究“中国本位文化”、“国民性”及民族性的又一轮新思潮的序幕。可惜，陈师曾去世得过早，1923年去世的他，没能参与在同年开始的“科学与人生观”的大论战，没能参与在此后进行的民族性回归的大讨论。但这位早逝的民族传统的先知先觉的捍卫者的行动，已经成为了这场民族自觉运动的序幕。
1923年开始的“科学与人生观”的大论战本来属于思想界的事，但对整个中国社会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场论战，本来是以西方文化代表之科学的物质决定论，与柏格森等的直觉主义与人格至上，以及东方文化代表之国学的论争，涉及的学者有张君劢、梁启超，丁文江、胡适、吴稚辉等一大批人，集成的文字达26万字之多。尽管两边的论战概括起来即自由意志论与决定论间的不可能解决的争论，但持西方科学立场的人在科学主义盛行的时代似有占上峰之势，但回归民族文化之风却也由此而逐渐兴起。亦如文学界之创造社的郑伯奇在1924年所说，“新思想与白话文发生不一两年，国学运动就隐隐地抬起头来了。到现在，国学运动的声浪一天高似一天。”（9）
这段时间，连文学革命的领袖人物们“不是努力于创作和翻译新文学，就是回头向所谓‘国学’方面去努力”。连主张“全盘西化”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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