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法，使大自然为人类造福。它可以涝排洪、旱蓄水，通过自然而然的方式来加以调节。两千多年来，都江堰水利工程既获得了巨大的收益，改善了民生，同时又维系了自然生态系统的和谐与稳定，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古老智慧和才能。直到今天，人们依然受其恩惠。
再如古代的风车，只有当一阵风来临时，才能利用风能驱使风车轮子转动；当风停止之后，我们就只能等待风的重新出现，但决不能人为地制造一种风来吹动风车，没有那样一种冲动。这就是古典技术的取向。与此不同，现代技术则对自然采取一种征服和占有的姿态。譬如飞机，它在很大程度上已不再受到特定时间和空间条件的约束，何时何地起飞，可以取决于我们的愿望，而不再取决于自然的限制。这就鼓励了现代人在大自然面前的恣意。现代技术所显示的，是人的驾驭、控制、支配，它不再像古典技术那样是顺应的姿态，而是变成了主动的宰制。
中华民族从来都是一个和平与宽容的民族。老子曰：“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由此不难窥见中国人对于兵器乃至战争的基本价值取向。与此相关联，在历史上，我们对于诉讼也是持保留态度的。《释文》曰：“讼，争也，言之于公也。”所谓“讼”，乃指双方争执不下、对簿公堂之意。《易传》说：“讼，不亲也”；而儒家主张，亲亲为仁。诉讼总是缘于利益的纷争，它只能是道德失效的结果。在中国人看来，实乃不得已而为之。因为我们更愿意相信“退一步，海阔天空”。争执双方倘若采取这种妥协的姿态，那么就会使诉讼变得多余。所以，孔子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孔子认为，“无讼”才是一个社会的理想状态。有趣的是，这同西方文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一定意义上，诉讼可以说是古希腊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不仅促进了法律制度的发达，而且辩论术也因此获得了独立的发展，修辞学、逻辑学以至于辩证法的成熟，无不是基于这一历史文化背景。
中国文化的儒雅性格，虽然没有咄咄逼人的凌厉之势，却又决不因此而失其庄严。相反，这才是一种真正的内在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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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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