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为如此，《庄子·田子方》里面才会说，儒者“冠圜冠者知天时，履句屡者知地形”，而章太炎《国故论衡》中才会说，古代广义的“儒”就是术士，不仅知天文、识旱潦，而且知天文占候，还会以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来教人。至于“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的，那只是其中很小一部分儒家知识人。尽管汉代以后，中国知识人特别是儒家学者，在思想上渐渐聚焦社会伦理和政治秩序，论述上倾向人文精神和理性主义，使这些具体知识和技术在儒家的解释中渐渐被哲理化，所以，这些有关天地人的知识才在上层文人中渐渐边缘化，并渐渐在中古中国分化出若干枝系，或者成为谶纬之学，即将具体的天文地理知识提升，攀附经典中的意义；或者成为注释训诂之学，即将这些草木鸟兽鱼虫之名，文本化为经典的附庸；或者产生出《博物志》这种著作，把这种本来合理的知识，渐渐转型为炫博、记异、志怪。

    但是，毕竟博物之学还在世俗社会中顽强地延续，在中古一般知识与信仰世界中，它们仍然是相当重要的学问。上面我说了这么一大堆既往的历史，希望不是多余，因为这可能也是余欣这本书中要讨论的那些博物之学的背景历史。

三

    更需要强调的历史背景是，“中古”即从魏晋到隋唐这一段时间，中国知识世界暂时打断了儒家化的大趋势，随着佛教带来域外的新知识，与道教激活本土的旧资源，原本被儒家渐渐定型的知识世界迅速地膨胀，中间一长段时间的南北分治和胡汉交错，以及后来隋唐时代繁荣的中外交流，更使“博物之学”有了重新生长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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