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史有国际国内学者的大量杰出研究，已经出版了好些分量很重的论著，不过，我总觉得这些论著还缺少了一些内容。为什么？因为有现代西洋“科学”和“技术”观念（或概念）的意义限制，论著似乎很难兼容古代中国博物之学。由于这些古代博物学被“放逐”在现代学术论著之外，所以，即使是那些幸运地被“赦免”而仍得以“侧身”在科学史中的东西，也因为缺乏古代中国整体知识背景的支持，而不能说明在古代中国它为何有合理性。
五
与余欣精细的研究相比，我的上述说法只能算是一个相当粗的感想。现在，有余欣的这本新著在，我很高兴，因为这里也许包含了重新建立“中古博物学史”的可能性。当然，也不必讳言，余欣这本书的分析思路，可能受到现在西方流行的“新文化史”，包括疾病史、出版史、生活史的影响，也显然接受了欧美学界关于中国中古有“写本时代”说法的启迪，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一研究是追随西洋或东洋的风气，因为他的研究建立在古代中国历史和文献的坚实基础上。我们可以看到，在选择问题的时候，因为他有过敦煌吐鲁番之学、宗教史和文献学的训练，所以，他能够从一些过去我们并不很熟悉的资料中，看到新问题，开拓新领域。这部新著的几乎每一章，都是从一些具体而琐细的文献入手，既作精细的考证校订，又广引各种可资互证的资料，重建当时知识世界的历史语境，这很符合我们理想中“小口子进，大口子出”的学术研究方法。
最后，我要再次说明，给这本新著写评论，最理想的作者并不是我，或许是因为我对“博物之学”也有同样兴趣，或许是因为我也是余欣的同事，所以，余欣让我越俎代庖，并催促着我写下这篇文字。
（余欣著《中古异相：写本时代的学术、信仰与社会》，上海古籍出版社即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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