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sp; 也许，我们在通常习惯并常见的文献中，并不容易看到这种博物之学花团锦簇的状态，因为这些文献可能经过历史学家的“筛子”和理性观念的“过滤”。不过，如果我们像余欣那样多看各种“边缘资料”，也许就可以看到通常被“遮蔽”了的知识史现象：可以看到写本时代的“经典知识”，是如何在辗转抄写中被世俗化地传播和扩散，成为日常的、地方的和实用的常识的；也可以看到各种占筮方法是如何把宇宙观念、政治伦理、病理认识、物候观察糅合在一道，并从“中国”影响到“四裔”的；可以看到一些外来的药物、蔬菜和本地的土贡，以及寺院的宝物，它们是怎样流通、收藏，甚至被想象，又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被使用的；还可以看到这些“形而下”的博物知识和技术，如何从早期顽固地延续到中古，又如何扩散到西域东海，从而构成了中国甚至亚洲知识延绵数千年弥漫几万里的“连续性”大链条的。
这既需要超越学科，也需要沟通中外。余欣在书中曾经反复说到一些有关方法论的话题，我希望读者多加留意。比如，第三章一开头说，“现代学术体制的建立，导致了历史学和考古学的分离，使得很多重大问题被隐没在学科分野的坚冰之下”，这是提醒我们关注不同学科的沟通；而末尾所说的“这一方术超越了种族与文化的障碍，沿着草原丝绸之路、沙漠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在整个欧亚均有流传”，则暗示我们应当注意文化史研究不可划地为牢。第五章后面说，数术应当“镶嵌回出土数术文献整体的经络中进行综合研究，加深对那一时代的生活方式、大众文化和集体心态的理解”，并且可以从秦简、敦煌文献、黑水城文献，看到“一种占卜技术具有如此强劲的生命力，竟能绵亘上千年之久”，既指出数术研究需要重建的历史语境和生活意义，又指出了中国知识世界的延续性特征；特别是第七章的余论，他郑重指出，应当“以具体的物种为线索，追寻物在社会生活和精神文化层面的意义以及一些值得珍藏的不同文明之间互动的痕迹”，实际上提出的，就是“博物之学”研究的落脚点以及“物”的跨文化交流。
四
余欣这本新著，敏锐地从一些看似零碎的敦煌、吐鲁番、黑水城等等出土的资料上，观察到了“中古博物之学”的存在以及流传状况，也透视了这些知识仍然合法甚至神圣的时代环境，实践了他所提出的那些研究方法。在这之外，我还特别关心一个问题，就是这些知识与技术既然在中古时代和世俗社会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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