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理方面,编纂者有着丰富的古籍整理经验,体现在《两汉全书》的整理上,就是选择好工作底本,宋刻元刊固然重要,但也不是唯古本是瞻,而是从实际出发。在校录过程中,尽量保留古籍原貌,重要的异文出校勘记。所有的文献都标明原始出处,以便查证。碑刻文献汇总清季以前者,除常为学界征引的《隶释》、《隶续》等名著外,对于晚近的《汉碑全集》、《北京图书馆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等亦多据拓本逐字核校。至于大量简帛,由于涉及到版权问题,作者对于1906年至2009年间出土的简帛文献依照出土顺序撰写叙录,说明著录情况,介绍主要内容,列为附编。所有这些工作,都最大限度地保证了这套大书的学术性和实用性,读者称便。
其实,这套大书的真正价值还不仅仅体现在文献收集整理上,更重要的是,通过这部著作,我们有可能更全面、更深刻地认识到了作为中国人倍感骄傲的“汉唐盛世”是如何到来的。当然,这已是另外一篇文章的题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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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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