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路径依赖的表现，可以分两方面来说。

    一是过于依赖行政权力来组织文化和发展文化。要知道，行政干预对于精神生产来说是不合适的。我有个比喻：科学研究是鸡下蛋，得肚子里有并让它按自己的规律去成熟，不能要求鸡按照别人指定的节奏和样式下蛋。也就是说，精神文化的生产有其自身的规律，不能用计划性的行政干预来操作它。

    二是过于急功近利的导向。比如有关的领导者和管理者过于重视文化方面的“政绩”，不仅会强化不必要的行政干预，而且也诱导研究工作去追逐眼前功利，使科研评价的标准扭曲。人们对科研成果的要求，往往是“能用就好，够用就成”，而不去贯彻科学研究中彻底性、理论化等目标。比如，现在很多学者都在获取课题、项目上计较，结果却既不发现问题，更不解决问题。

    上述两点是互相关联的。在急功近利的动机下采取行政化的操办，而不是支持和保证精神生产的自我发展。这好比瓜农种瓜，你希望培育出又大又甜的好瓜，但你不是着眼改善整块地的经营，而是只想挑选出几个瓜来，力保它们长得又大又甜，一切资源都为之倾斜。这种大瓜主义政策的结果，怎能不南辕北辙？

要按照精神文化生产的规律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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