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功能进一步拓展，由关注“精神文明”转变为引领社会风气，重视感化教育。1933年丁文江针对日本侵略国民的社会觉悟问题，提出了“养成近代国民的人格和态度，学会最低限度的专门技能，然后可以使他们的一点爱国心成为结晶品，发生出有效能的行为”(《抗日的效能和青年的责任》，《独立》第三十七号)。

在抗战期间，文化的视角更深入到社会领域的各个角落，如萧公权在1947年，《大学生的抱负》中说“当时学风颓弊，大可忧虑”，“‘腐化’与‘恶化’，腐化的青年人沉湎于社交、娱乐。恶化的青年人投身于妨碍学业，影响治安的活动”。(萧公权著《问学谏往录》)文化性在社会领域“责任与担当”极大地提升了国民的觉悟和思想道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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