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主管部门部不久前下发文件，对于社会人文学科的讲座，不是着眼于鼓励，而是强调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导权，对涉及敏感问题要严格把关。强调贯彻落实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加强管理，严格把关，切实负起领导责任。对讲座中传播错误观点的，对相关负责人员，要依据有关规定，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组织处理或党纪、政纪处分。讲座的校内具体主办单位要严格按照审批程序申报，对拟邀请报告人的情况和报告内容进行认真了解，并征得拟邀请报告人所在单位党组织同意。学校人员被外单位邀请担任讲座报告人的，必须经所在党总支或直属党支部同意，并上报校党委批准。让一些大学的管理层对举办讲座心存畏惧，畏首畏尾，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那些思想活跃，擅长研究当前公共领域前沿问题的学者，也会被视为敏感而拒之门外。此举受到伤害最大的是地处偏远的地方院校，学生可能上四年大学，再念三年研究生，都没有机会听过一流学者的一次演讲。目前中国的格局是，地方院校冒出一些杰出人才，往往向中心城市的名牌大学流动。而中心城市名牌大学的一流学者，基本上不会向地方院校流动。久而久之，就苦了地方院校的学生。同样是上大学，不要说见不上大师的面，就是一睹那些一线学者教授真容的机会也没有。以这样的心态防范大学讲座，为百年来的中国历史所少见。对比蔡元培主掌北大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陈独秀可以讲，胡适也可以讲，李大钊可以讲，辜鸿铭也可以讲，并孕育了北京大学的新生和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如何不让人感慨！
有一种看法认为，中国的大学办不好的原因是经费不足。如果20年前说这个话，或许有几分道理，现在这么说，则大谬不然。一般来说，办大学的经费当然是多多益善。但更重要的是，钱攥谁的手里，由谁来支配。目前钱都掌握在教育行政部门手里，教育部的支配权特别大。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钱多未必是好事。上世纪80年代，国家财政盘子小，能提供的经费，除了人头费之外，所剩无几。当时教育部对大学的控制，学校对教师的控制，没有现在这么厉害。现在财政经费多了，钱就变成了项目，变成了支配教师围着行政力量团团转的“抓手”。现在“抓手”越来越多，除了211工程，985工程，还有什么国家级科研项目，一级学科、文科基地、长江学者，名堂越来越多，来头越来越大。这些“抓手”攥在官方手里，教师学生就必须跟着他的指挥棒转，弄得大学的普通教师失去了教学和科研的乐趣。在这种体制下，教育行政部门手里掌握的钱越多，可能学风越坏。比如教育部五年来搞的本科评估，各校校长和师生明明很烦，但是必须放下正常的教学科研陪着他们团团转。来一个女秘书，六个校长书记围着她接待，一张合影曝光，全国舆论哗然。
回顾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农村改革的突破口就是恢复农民种地的自主权，企业改革的突破口就是恢复企业经营的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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