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幸的是，这样的为师之道却在中国百年的后半叶戛然而止。漫说为师之道，就连为师之身也备受凌辱，尤以50年代的“反右”和60年代的“文革”为甚为烈，许多名师竟死于以“红卫兵”面目出现的昨日学生文攻武斗之手。教师从此失去了道的解释权和传承权，而沦为政治之道的附庸甚至牺牲品，开始弃道就器、弃道就术。

    如果说刘宜庆这本书追求的是为师之道，那么《高校之殇》（刘道玉著，湖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9月）则追求的是大学之道。这位颇具民国大学校长风范的原武汉大学校长为大学之道的缺失而忧心如焚。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大学办学理念的平庸在于其领导者不是教育家；大学已经不是一方神圣的“净土”，用乱象丛生来形容我国的高校绝不为过。于是强烈呼吁大学自觉成为社会的净化器，“一个社会要有希望，一定要有净土，这个净土就是学校。……如果学校这方净土失守了，也开始造假了，社会就没有希望了。”的确，任何机构、任何人腐败了都未必可怕，真正可怕的是大学、大学中人的腐败——这将导致一个民族精神家园的失守和心灵体系的崩溃。

    《世界知名大学校长访谈录》（李清川、于丹，东方出版中心2009年6月）。此书的主旨就是追问“教育何为、大学何为、学术何为、校长何为、学者何为……”。读之，至少让我知道，走出过牛顿、达尔文和当今霍金所在的剑桥至今仍是一座小城，骑自行车就能到达城市的任何地方。日本早稻田大学的一贯原则是“与政府保持适当的距离”，要有“在野精神”。而在我们的大学，谁肯“在野”呢？谁甘心在小城骑自行车呢？“礼失求诸野”，“野”没了又求诸何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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