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本人是芝加哥的一位政治活跃分子,也是一位记者。借1966年口述历史的专著Division Street: America,他在美国及各国都声名鹊起。(Division Street是芝加哥市内一条主要街道名。)该书出版未久即狂销数百万册,它是特克尔出版的一系列口述历史专著中的第一本。1970年,特克尔出版了第二本口述史著作:Hard Times,内容是描述经济大萧条时期的芝加哥。该书同样造成了轰动。在这两部著作和他的其他著作中,特克尔赋予许多在“历史”中没有声音的一般民众以“声音”;同时,他也很清楚地给他自己以“声音”——尽管这些专著是根据录音访谈而写成,特克尔本人的政治和社会观点却透过一些技巧而得以清楚地呈现,包括他所问的问题、为了提示重点而引导谈话的方式以及最后的编辑过程,等等。相比之下,我和梁先生的访谈内容以全然未经编辑的方式,呈现在读者眼前。因此,内容难免会有些许重复,甚至有一至二处事实错误(书中已标注出来)。
特克尔的著作是对20世纪50年代历史学界兴起的一种趋势的反省。该趋势的研究重点是由贵族(国王及将军,即社会精英)向普通民众以及“自下而上的历史”转移。相比之下,“传统”的口述历史研究以哥伦比亚大学于1948年设立口述历史研究办公室后所做的工作最为典型。该项研究是世界上最古老且组织最庞大的历史计划,主要包含了政治人物、影星以及其他名人自传式回忆录的录音。当我在1980年首次访问梁漱溟时,他还不是太出名。在我的传记出版前,在西方世界,甚至在中国,也很少有学者认真看待梁漱溟。即使到了20世纪80年代,当我开始频繁访问中国大陆时,大部分人还只是因为毛主席的有关著作中记载了毛主席对梁漱溟的批评才听过梁漱溟的名字。在中国大陆以外的其他地方,当梁漱溟的名字出现在任何历史著作中,他也总会无一例外地被归类为“保守派”,甚至被贬低到“扫入历史的垃圾堆”的那一类中,而和现今没有任何关联。
第二个,也是最为重要的不同在于,在对重要人物所做的口述历史研究中,受访者本人非常清楚他们的自传叙述是为了“历史”所录制。他们是在制造待收藏(被编辑之后)的文件,这些文件可能成为历史记录的主要史料来源。以哥伦比亚大学的口述计划为例,受访人的某些预备性和具警示性的回答反映出他知道他正在为“历史”留下记录。这些访谈资料具有一定的准备性、计划性的特质。它们不但经过了仔细编辑,甚至给人留下准备出书前的书稿形式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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