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儒家》，不是因为他的思想，而主要是根据他的为人。儒家的观念是，一个人对社会是有责任的。梁先生一向崇奉明代泰州学派的思想主张，也算是王艮的传人，一直非常重视实践。他的这些行为就是最好的例子，他表里合一，不随波逐流，保持了知识分子的气节。我觉得这也是他很了不起的一个地方，让我非常佩服。他同时也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人，像他抗战时回山东去，差一点就让日本人枪毙了，类似的经历有好几次，他都不怕。有勇气，有风骨，我觉得这是他人格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从一个历史研究者的角度看来，我认为就算再过100年，梁先生仍会在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不单单是由于他独特的思想，也是因为他有着表里如一的人格。与许多20世纪的儒家信徒相比较起来，他更接近传统儒者的形象——确实地在生活中实践他的思想，而非仅仅在学院中高谈阔论。梁先生以自己的生命去体现对儒家和中国文化的理想，就这点而言，他永远都是独一无二的。
读书报：您谈到梁先生的个人魅力与人格力量，这也是我们在《吾曹不出如苍生何》这本书中透过他的行止交游看到的。陈丹青曾用“民国范儿”形容那个时代的坦然率真、特立独行和色彩斑斓，您觉得梁先生和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身上是否有某种共同的特质？
艾恺：在我和梁先生的对谈中，我透过他理解到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一种特质。这是最值得一提的部分。梁先生和我说了许多关于佛家的想法，让我很感疑惑，便问：“您不是早在多年前便公开放弃佛家思想了吗？”他说他算放弃也算没放弃。谈到拙作的标题《最后的儒家》将他定位为一位儒者，他表示他可以接受。然而有时他也向我表示马列主义的科学很好。当谈到中国传统文化时，他也赞美道教。有次提到他因组织民盟而见到马歇尔，他对马歇尔的评价很高，认为他是个好人，因为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
那时我相当不解，一个人如何可以既是佛家，又是儒家？既认同马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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