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委员会委派我去邹平进行考察，并写出一份调查报告。他告诉我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正考虑在邹平设立一个研究基地。邹平考察之后，我在北京拜访了梁先生，向他讲述了我在邹平的所见所闻。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将与梁先生的部分谈话内容录了下来。后来，我给梁老先生写了封信，信中描述了对美国学者“开放”的邹平以及这一发展的重要性。梁老一直以来对邹平的民生非常关注，他将我的信登在了《光明日报》上。
1985年后，梁先生和我仍有许多面谈的机会，但我并未将内容录下来。这些谈话都是较为轻松的闲谈，而非正式的访谈。例如1985年我和内子一起拜访梁先生。他非常热情地招待我们，我们如同老朋友般天南地北地聊天。我现在仍然可以一字不漏地记得当时谈话的部分内容，但我并未将这些内容收入本集之中，因为这部作品是我们访谈内容的原始录音文本。我目前正在重新撰写梁漱溟的传记，我计划利用和他所有的谈话记录——无论录音与否——作为修改的资料。
读书报：您从年轻时就开始研究梁漱溟先生的思想，您以梁漱溟为主题的博士论文《最后的儒家》获得“费正清东亚研究最佳著作奖”；后来您又因梁漱溟而开始更深入地研究中国。除了梁先生的思想和理论，他身上还有哪些东西吸引着您以此作为一生学术事业的重点？
艾恺：我在哈佛读书的时候，对梁先生的生平志业产生兴趣，以他作为博士论文的主题，在台湾与香港收集相关资料，寻访他的故友旧交。碍于当时中美政治局势，我始终无法前往中国大陆，亲见我的研究对象梁先生。书成之后，我得到拜访他的机会，我发现梁先生表里如一，他的文章真实地反映出他的思想感情，未曾因为要顺应时局而掩饰真心，所以我透过文字所认识的梁先生，与我后来实际上与之对谈的梁先生是一致的。是以我虽无缘在书成前见到他，但透过他的文章，我仍然深刻地认识到梁先生的真实的性格与想法。
我为什么把他的传记起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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