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北大著名诗人胡续冬，毕业后留校任教并长期指导校园诗社活动，他见证了未名湖诗会的衰落。其《北大诗歌在九十年代》一文中提到：“未名湖诗会自80年代一年一届延续，原本是一个在北大范围内挑选出优秀诗作，在诗人登台朗诵之后当场评议颁奖的诗歌竞赛活动，诗会曾多次与崔健的来校演出一样在容量最大的大讲堂举行。但由于此后的校园里写诗的‘瘟疫’一经‘兼职’和TOFEL、GRE的治疗再也未能广泛传播，未名湖诗会开始取消竞赛、评奖过程。90年代以来诗会举办地点的变化极富戏剧性，先是在容纳四百人的电教报告厅，后来换到容纳三百人、条件简易的二教，进而退到容纳一百五十人、设施极其简陋的生物楼101。”

　　当年那批跟彭凯雷一起爱诗写诗的校园诗人，十几年后也都纷纷远离了诗歌。“诗歌彗星的尾巴扫过，留下一片空白。现在要么是小众私语，要么是隆重的表演，纯粹真诚的诗歌，离校园越来越远。”彭凯雷坦言。

诗歌还能给当代青年什么

　　“诗社里根本出不了诗人。”中国第一本古典诗词与现代诗合集《诗解毒》的作者宇文珏就读于上海财经大学时，参加了舞蹈、表演、乒乓球、英语等十几个社团，却唯独没有参加诗社。在他的大学生涯里，所在的校园根本没有诗歌环境。他隐约记得隔壁的诗歌社在他打CS的时候搞过几次活动，但是稀稀落落的成员和格调，连他都没有影响到。“根本无法学习和交流。”宇文珏的大学创作是孤独的，写诗是一种闭门造车，而周围知道他会写诗的人只有自己的女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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