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一般说来，这不会是译者有意为之，而大多是译者缺乏文学自觉、文学悟性所使然。奇怪的更是批评界，一些谈论文学翻译的学者也丢了文学性这个根本。也许受费道罗夫“等值翻译”和尤金·奈达“等效论”等西方语言学派翻译理论的影响，批评者往往逐词逐句对照原文，从科学性、技术性、工具性角度分析译文与原文是否等值，而忽略了作为文学译作生命的文学性或整体审美效果是否等效。好比拿着显微镜窥看孩子眉毛的长短和根数同妈妈是否相等，而不观察眼神和气质是否接近。

不无遗憾的是，对拙译村上作品的批评也存在类似情形。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东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藤井省三先生。他在2007年7月出版的《村上春树心底的中国》一书中严厉批评作为笔者翻译观之核心的“审美忠实”。他以《挪威的森林》中玲子弹吉他之句为例，批评“林译的‘审美忠实’反倒显得浓妆艳抹”。根据是村上原作用的是“口语体”，而拙译用的是“文语体、书面语体”。藤井先生的批评诚然引起了反响，但真正表示赞赏的学者则很少，尤其鲜有日文教授。究其原因，华东师大博导高宁教授最近就此指出了两点。一是，村上作品文体问题在学者之间存在争论，二是，藤井先生作为国外汉学家，“对汉语诸多微妙之处的把握究竟达到何种程度，恐怕还是留有考察余地的”(《关于文学翻译批评的学术思考———兼与止庵先生商榷》，载《东方翻译》

2011年第1期)。第一点涉及批评依据，第二点关乎批评资格。作为学术批评，二者都非同儿戏。

据我所知，学者中对“藤井说”明显持认同态度的，似乎只有止庵先生一位。前不久他发表文章：“今年春天‘村上御用翻译林少华遭《1Q84》版权方弃用’，在书界轰动一时，其实是两年前日本学者藤井省三在所著《村上春树心目中的中国》批评林译村上春树作品的后续效应。”(《关于翻译的外行话》，载于《文汇读书周报》，2010年12月17日)。且不说内容是否属实，仅就“御用”、“弃用”这种表达方式而言，就完全无视中文译者的尊严和主体性。而后，并不精通日文的止庵先生深入日语微观文本，直接借用藤井先生之例，断言拙译“总给以‘隔’的感觉。所以也可称之为‘隔译’———距离原著所描绘的特定意思或特定情形显然较之‘直译’要远，或许远到不着边际的程度。”而日文教授高宁先生的论文得出的结论是：“原文、译文两相对比，在语序上，两者相去不远，整段译文基本上沿原文顺流而下，并不‘给人以隔的感觉’。”而且，高宁教授还注意到了其他两种译文“修辞不周”、“不像文学语言”———季羡林先生认为“‘雅’是对于文学语言的忠诚”———即文学翻译的文学性问题，而止庵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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