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前期制税权完全在中央，按丁征税派役，而租庸调、地税、资课等赋役全国有统一的标准，故百姓都熟知自己的基本赋役负担。这种情况下，国家每年下达的赋役符或帖即使内容有所调整，也相对简单。这些信息要传达给百姓，唐前期的作法是采取榜示，像《新唐书·食货志》所言“凡税敛之数，书于县门、村坊，与众知之”；同时也通过里正负责通知百姓，因为他们负有“催督赋役”之责。就目前的资料来看，唐前期还没有直接把赋役公文下发给百姓的例子。但中唐以后，仅靠榜示和里正传达赋役内容就难以达到国家和百姓之间的信息通畅。这是因为安史之乱后国家的制税和派役权向基层下移，税制和役法趋向繁杂。在税制方面，租庸调被两税法取代，征税对象由人丁变为资产性的地和户，地有类别、肥瘠之分，户有主客、等级之差；同时全国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具体税率由基层制定。另外，中央把两税收入三分为上供、送使、留州，实行定额统治。在人口和土地流转频繁的情况下，基层州县为完成税额不得不对百姓实行摊征，这导致税率经常变化。因此，基层百姓很难搞清楚确切的征收标准。在役法方面，唐前期的力役、杂徭和色役都有国家统一的服役期限，且不役纳资，超限补偿。两税法后，名义上原来的派役都纳入两税，再用役严格“以两税钱自备”，但地方实际还是无偿派役，并且有役即差。原来的时限标准已经消失，百姓服役的负担更趋加重。以上赋役变化的结果是基层征税派役的无序化，虽然国家有关赋役方面的榜示还存在，但多为赋役蠲免、虚实估比例等宏观内容，不涉及具体税率和役期。所以，百姓要了解具体的赋役信息只能靠基层的胥吏。唐前期由于赋役标准固定统一，胥吏权力不大，也只能在脱口、冒籍或灾情通报上做点手脚。但中唐以后，征税派役的无制化使这一阶层有更多的机会上下其手，中饱私囊。唐文宗时的襄邑县令李式谈到了征牵船夫中的黠吏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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