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后期户籍制度名存实亡，户帖的出现重新将土地、户口及赋役连接起来，从而保证了国家财政的收入，也有利于唐王朝政治的稳定。唐前期属于人头税时期，国家征税派役依靠户籍。户籍通过百姓的手实和乡里人员的计账制成，不仅登载人口、土地，还有赋税额，而成丁人口也是国家派役的对象。但安史之乱以后，由于人口大规模迁移和土地买卖的频繁，原有户籍制度解体。新的赋役征派中，征役指向现存户口，征税对象转向实际佃种的土地，这就要求对户口重新认定分等，对土地进行检责统计，但到基层实际都流于形式，如元和六年（811年）吕温在衡州发现当地二十多年都不定户等。这样的结果导致“差役不时”和“虚额征税”，赋役与土地、户籍处于脱节状态。如何达到“地既属人，税合随去”，这是唐后期各级政府面临的最大问题。户帖恰恰解决了这一点，它的核心内容是地税合一，以地税凝户，地税随户而动，从而把土地、赋税和户口牢固结合为一体，最终实现国家的财政收入。
作为国家公文性质的文书，唐代户帖也具有绝对的法律权威，这使它在社会实际生活中不仅被用来作为法律武器抵制非法的赋敛，同时也经常被异化为土地的产权证明。唐前期土地名义上为国有授田，占田有户籍作证明，土地若交易需要申牒，以便勘验土地买卖是否合法，然后发给公验。土地产权的证明主要是户籍和公验。中唐以后，土地买卖的限制取消，土地交易频繁。靠户籍明确土地产权已难以行通，尽管公验作为土地证明的形式还存在，但官府关心的不仅仅是土地交易的认定，而是其后面的税赋问题。在地契还没有被批凿税收的情况下，户帖成为土地依法纳税的标志，遂成为土地交易合法性和具备占有权的强有力标志。
综上所述，唐代户帖的出现是唐宋社会变革在经济领域的反映，它适应了土地与人口等经济要素自发流动的经济秩序，为唐政府与基层农民之间的赋役征收开辟了信息渠道和制度路径，从而保证了国家财政收入，稳定了社会秩序。唐代户帖的经济功能使其在宋代得以充分发展，而其沟通国家与基层民众的社会功能更使其流布明清，成为中国古代社会后期极具价值的历史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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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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