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西方有时也讲，只有国家好，个人才会好，但相对而言，中国人更愿意在群体认同中享受个人幸福，确是不争的事实。惟其如此，辜鸿铭才会说：基督教要人做好人，而儒教则要人做好的群众。罗素[注: 伯兰特·罗素（1872年5月18日－1970年2月2日）是二十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数学家和逻辑学家之一，同时也是活跃的政治活动家，并致力于哲学的大众化、普及化。]之所以认为中国人的生活带给中国人的幸福，比英国人的生活带给英国人的幸福要多，多少也与中国人面对幸福常作如此处置有关。对此，相信有汉文化[注: 概括 汉风流韵 汉族在古代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化艺术，具有鲜明的特色。汉族有五千多年有实物可考的历史，四千多年文字可考的历史，文化典籍极其丰富。]背景的亚洲人尤能理解。
当然毋庸否认，这种处置方式也有它的负面，那就是个体意志的被漠视与被扭曲。所以对人应不应该全力主张一己的幸福，应不应为获得一己认可的爱而无须顾及群体的利益与感受，诸如此类，有时在中国会成为问题。由于家世利益和道德礼法的约束，古代中国人在“爱”这件事情上常常没有充分的自由，直到现代，仍然如此。中国作家老舍[注: 老舍，（1899.2.3－1966.8.24），原名舒庆春，字舍予，现代著名作家、人民艺术家、杰出的语言大师，被誉为“人民艺术家”。]曾写过一部小说《老张的哲学》，其中有一句话说：当一个人得不到爱的自由，其他的自由都得不到。为什么？因为在争取这个最个人化的权利上，集中暴露了中国人幸福观的缺失，那种个体与集团的对立与紧张。
重新定义发展和幸福
中国悠久的历史与文化让人懂得，在追求幸福的道路上，“拥有并掌握适度与和谐的智慧”有多重要。
今天，类似爱的自由早已成为人的基本权利。但如我一开始所说，人们整体意义上的幸福感并没得到多少提升。史华慈在去世前写的《中国与当今千禧年主义》一文中，曾对欧美三百年来的新千年主义倒空了所有精神伦理内容有过深刻的反思，对那种彻头彻尾的唯我主义和物质主义幸福观深感忧虑。确实，消费文明[注: 文明是人类审美观念和文化现象的传承、发展、糅合和分化过程中所产生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的总称。是人类开始群居并出现社会分工专业化，人类社会雏形基本形成后开始出现的一种现象。]形成的市场崇拜，已将人原本有的完整的幸福体验扯得支离破碎，包括对爱的体验。此次世界经济危机，更将这种荒败景观，直白地推到了[注: 到了 拼音： 解释： 1.到底;毕竟。-daole]世人的眼前。置身全球化格局中的中国，自然也不能幸免。
有鉴于有些危机不源于经济而在人心，不在于贫穷而在贪婪，我们认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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