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是到了重新定义发展和幸福的时候了。而当此际,建立在欲望简化与精神余裕基础上的传统中国人的幸福观,以及那种由“内求诸己”、“反身而诚”而体会“乐莫大焉”的东方式的自省与诚意,显然不外在于这种定义。相反,它的精髓正在于对一切快乐都[注: 乐都县青海省海东地区辖县,全省主要粮食和蔬菜生产基地县,并素有“文化县”之称。位于区境东部,湟水河下游,东北接甘肃省,距行署驻地35公里。]源于精神的确认。它告诉人们,幸福是一种自成目的的自我满足,既不靠其他价值提携,也不被任何外物唤起,它的最高境界就来自个体身心的和谐,和一种为意义与价值贯穿的生活。
对比西方传统经济学认为收入增加可满足更多需求,带来更多幸福,它照见出的事实是,财富增加固然伴随机会的增多和自由度的加大,但问题是,当人拥有的资源在增加,资源的取得之源和运用之道却不尽合理甚至合法,那么滥用自由的那个人总有败德亡身的一天。这从某种意义上,有点像经济学讲的“边际收益递减”。至于对比福利经济学所主张的福利就是满足程度、就是幸福感,结果造成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紧张,它的主张显然更合乎道德,也更可持续。
对此,西方世界已有认识,在依从不丹人关于“国民幸福指数”的提示的同时,开始制定“人类发展指数”,并关注“国民快乐总值”。这方面的工作,无论是路易吉诺·布鲁尼(Luigino Bruni)的《经济学与幸福》、保罗·皮尔泽(PaulPilzer)的《幸福革命》,还是马克·安尼尔斯基(MarkAnielski)的《幸福经济学》,类似的快乐经济学都证明,幸福不等同于收入,它们之间既非正关系,也非负关系,而是没关系。只要不在贫困线上挣扎,收入对幸福的影响远没人想象的那么大。
安尼尔斯基并引希腊人的“精神的安宁”和东方中国的智慧,解释幸福其实是一种内心的满足感,而非物质的充足感。他所提出的人应建立起“真正的财富模型”,其诸要件,竟与儒道的主张相一致。他还认为,道教、《易经》和儒家温和的小康哲学都有关真正的幸福。显然,中国悠久的历史与文化教会他懂得了,在追求幸福的道路上,“拥有并掌握适度与和谐的智慧”有多重要。
安尼尔斯基曾问:“中国能否呈现给世界一个真正在适度中生活的样板呢?”“她能表现出老子[注: 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阳,有人说又称老聃。中国古代伟大哲学家和思想家、道家学派创始人,其被唐皇武后封为太上老君。世界文化名人,]和孔子[注: 孔子 (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市东南)人。春秋末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对于简朴、适度和谦卑思想的理解与智慧吗?”联系前及史华慈对孔孟“仁恕”与“四端”说的推称,他的意思显然是,今天中国人能否传承自己的文化,活出自己的幸福,并给世界带来幸福。这种幸福的具体内容,包括前面一再提及的鲍吾刚所归纳的内心的安宁,人们给予彼此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