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王”，其它国家多称“国王”，“女王”，“大帝”等等。-junzhu]的冒犯，“事君无义，进退无礼，言则非先王之道者，犹沓沓也。故曰:责难于君者谓之恭，陈善闭邪谓之敬，吾君不能谓之贼”(《离娄上》)。

这样，传统礼学中的“恭”——因顺已被责难所取代，敬也为在长上面前陈善闭邪所取代。在大丈夫之礼与妇人之礼中,“敬”是两种迥异的态度，当时人景春以纵横家[注: 纵横家是战国时以从事政治外交活动为主的一派，我国传统上有“三教九流”之说，《汉书·艺文志》列为“九流”之一。纵横家出现于战国至秦汉之际，多为策辩之士，可称为中国五千年中最早也最特殊的外交政治家。]公孙衍[注: 公孙衍，魏之阴晋人。公孙衍于秦惠文王五年（公元前333年）在秦，为大良造，后居魏。-gongsunyan]、张仪为大丈夫而予以称道时，孟子对两种“敬”的学说进行了阐发。他说:“子未学礼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门,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无违夫子!’以顺为正,妾妇之道也。”(《滕文公[注: 滕文公战国中期滕国(今滕州市)国君，滕定公之子。周显王四十三年(公元前326年)，滕文公以太子身份出使楚国，在途经宋国时，两次拜见孟子，向他请教治理国家的办法。]下》)在女子之礼中,“敬”以无违丈夫为第一要务,以顺从为最高原则,这与孟子那种敢于“陈善闭斜”的敬是迥异的。相反,男子举行冠礼时,父命之,“冠于阼,以著代也”(《冠义》)，以著代，就是举行冠礼之后，标志着男子从此成人，可以代替父辈独立处理家族的一切事务，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见，而不必像“妾妇”那样，只能“以顺为正”了。

在孟子关于两种“敬”的学说中，除了包涵有“丈夫之礼”与“妇人之礼”这种类型的差异外，还包涵了上下两种结构关系的差异，这就是“用下敬上，谓之贵贵；用上敬下，谓之尊贤。贵贵尊贤，其义一也”(《万章下》)。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礼学中要求的敬，并不是一种单向的义务，相反，这是上下之间所应该共同遵守的准则。权力固然值得尊重，德性同样值得尊重。尽管孟子并没有将人对人的尊重看作是普遍的道德律令，人值得尊重与否，还要以权力、德性、年齿等因素为前提条件，但他已突破了传统礼学中尊者、长者对“敬”的垄断，体现了士的人格独立，以及士人的道德自觉。另外，孟子还区分了“庸敬”(平常之敬)与“斯须之敬”(暂时之敬)两种形态。

在孟子那里，他讲“礼”远不及讲“仁”“义”突出，但由于他着眼于将礼内化为一种心理原则，因而，他所讲的仁义，也不过是“礼”的别名，在有些地方，甚至仁、义、智、礼、乐这五者均可集合在传统意义的“礼”下。他说:“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注: 节文 拼音： 解释： 1.谓制定礼仪?o使行之有度。 2.礼节;仪式。 3.减省文字。-jiewen]斯二者是也；乐之实，乐斯二者。”(《离娄上》)在仁、义、智、礼、乐这五个范畴中，最核心的是仁义，它体现的却是礼的内容:“事亲”、“从兄”。这两者均与血缘相关，在“门内之治”的范围内，礼就是缘饰事亲与从兄的，而智、乐、礼则是分别为知此二者不可去，乐斯二者，节文斯二者。

正因为孟子将仁义定义为事亲、从兄，以致在同时代人中引发了“仁内、义外”的争论。孟子以为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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