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不足以役使人这个世间最高贵的生物，都不能够成为侵犯他人尊严和丢失自己良知的借口。《孟子》里面就包含了这样的看法，是一个足够清楚的范例。“春秋以至战国，为中国史上一个变动最激剧的时期。”钱穆此话也指国家权力[注: 国家权力是指统治阶级运用国家机器来实现其意志和巩固其统治的支配力量。它是一种特殊的政治权力，是通过国家政权发生的政治权力关系。]在这个时期极大的扩张。富国强兵的政治野心恰恰是孟子指责梁惠王[注: 魏惠王-魏惠王，公元前369年即位，在位50年。魏惠王魏塋，魏武侯子。即位时魏国是鼎盛时期，但在以后的战争中，大败于齐国，开始衰弱，他死于公元前319年。]和其他君主汲汲以求的“利”。无论是仁义，还是王道，还是天理，其实都指向被争夺天下的雄心所破坏的仁政之“本”，即百姓的平安生活：“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这里所说的不仅是最低限度的温饱，也谈到平民日常的舒适安逸，所谓“五十者可以衣帛”、“七十者可以食肉”。朱熹议论《孟子》的时候说，“心得其正，然后知性之善”，也就是懂得了“循天理”。如果我们用现代的话语去理解，其实就是确立了民生这一最根本的价值观，并要求为此排除军功霸业这个当时最妨碍人民安居乐业的“功利之私”，清除掉这个对人民的生活和尊严伤害最大的贼心。所以孟子不屑于听闻“何以利吾国”这样的问题，而是说，。国家动摇只是表象，根本的问题是为了贪图霸业，统治者[注: 统治者 tong zhi zhe 〖the ruler〗 所谓统治者，是一个独立主权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他统治的领域具备一个国家的性质，他在同时和后世均被广泛认可。]背离了当政的本义，陷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
民生的基础当然首先是爱护生命。教唆君王为开辟疆土、驱使百姓流血征战的大臣，孟子怒斥为“民贼”。为贪图政绩而伤害百姓，或者为了所谓公共利益而杀人，也违背了“爱之欲其生”这一终极的人理价值，政治成就不管有多么伟大也不可以凌驾在人的尊严和生命价值之上。所以王夫之[注: 王夫之（1619-1692) 中国明末清初思想家，哲学家。衡阳(今属湖南省)人。字而农，号姜斋，别号一壶道人，是明清之际杰出的哲学家、思想家，与顾炎武，黄宗羲同称明末三大学者。]读《孟子》，对史上的清官有入木三分的评说：“好战乐杀以快其凶性，乃天地不祥之气，不可以人理论。此种人便声色货利上不深，也是兽心用事。推而极之，如包拯、海瑞之类”，标榜清白正直，“终为名教之罪人”，因为他们草率杀人。孟子提出两种纠正追逐权力的政治贪婪的办法，一是发扬人的恻隐之心，譬如齐宣王[注: 齐宣王 （？～公元前301年） 田辟疆，公元前320年继齐威王为田氏齐国第五代国君。公元前314年，燕国发生内乱，他乘机发兵干涉。]不忍心见祭钟的牛哆嗦的样子，这种心态可以推广到仁政上去，让统治者不要为自己的野心去奴役百姓，“人皆有所不忍，达之于其所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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