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争在本质上也否决了人与人的平等。尽管使用了“文化”这一看似玄妙的概念，阿诺德的思路其实是直截了当的。人的尊严以及人人平等，在他的思想中心很清楚地摆放着（Equality, 1878）。西方哲人的确不在“事亲为大”的家庭伦理语境里谈论如何爱人。在阿诺德看来，作为上帝的子民，所有的人、每一个人是没有任何差等的，只有大家都到达“喜悦和明朗”的境界才可能有真正完美的文化。道德教育不是由上至下的说教，而是“创造一个喜悦和明朗的环境，让所有生活在里面的人都能够思索，成为文化的一部分，让他们自由地得到思想的滋养，而不是被思想所禁锢”。因此，文明社会的文化水准取决于在多大程度上这是一个平等社会，在多大程度上能够“选择平等、远离贪婪”。19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羞于谈论社会平等，认为社会平等是法国大革命带来的洪水猛兽一样的妖魔，自认为英国的优点恰恰是能够接受社会经济地位不平等以及阶级和等级差别，认为英国的伟大就在于富裕和国力强大，而且各阶级都能各安其位，为维持这种现状在道德和文化上做出牺牲都是值得的。为了财富和少数人的特权而牺牲另一部分人，所以英国资本主义社会，阿诺德指出，不是一个文明社会，而是一个野蛮社会。在这个无节制竞争财富和名利的野蛮社会，贵族和上流社会对自由、个人权利和骑士精神历来有追求，但是被奢华的生活、牢固的社会地位和控制一切的权力所腐蚀，堕落为外表雅致华丽、内心空虚冷漠的“蛮族”（Barbarians）。阿诺德最看不起是中产阶级[注: 中产阶级的划分标准通常有两个，一是职业，二是人均或家庭收入。从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和社会文化地位上看，他们均居于现阶段社会的中间水平——这是一个貌似明晰，实则含混的定义。]/资产阶级，称之为“市侩”（Philistines），认为他们不仅热衷于发财致富、喝下午茶、在教堂做礼拜，以自己的体面生活为荣，并且对社会公平的主张嗤之以鼻，顽固地拒绝文化的“喜悦和明朗”。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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