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注意到，在诸位学者的文章中，洋溢着一种强烈的时代感，流露出对国家、对民族深切的人文关怀。在《国学访谈录》（商务印书馆出版，2011年8月）的《新理学七十年》一文中，余敦康先生就强调指出，冯友兰先生于七十年前提出新理学，不是为了构筑理论体系，而是为了解决中国走什么样的现代化道路的问题。这才是当时的时代主题，还有贺麟、熊十力、梁漱溟、钱穆、陈寅[注: 中国游泳运动员，2008北京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员。主攻200米蝶泳，曾进入世锦赛该项目决赛，成绩仅次于吴鹏。中国乃至亚洲男子200米蝶泳的顶尖高手，多次夺得大型比赛金牌。]恪等，他们都有留学背景，提出“新儒学”“新心学”等等，但是他们的学问和学说绝不是脱离时代的，不是书斋式的研究国学，而是与民族与时代的主题息息相关。

    这种来自学者的时代感、人文关怀通常都有特定的表达方式，用我们报纸的语言来说，就是理论学术文章。一般来说，这样的文章只能放在学术理论版上，而不能放在新闻版上。但是理论的思辨性、抽象性只是外壳，它所蕴含的时代性，是与新闻作品等其他文本一脉相通的。这点非常重要，因为它为我们在新闻纸上办学术，大胆引入新闻手段和元素对学术话语进行加工提供了合法性。学术理论版编辑的使命，就是努力用有效的方式，把这种时代性彰显出来，努力引起读者的时代共鸣。而能引起这种共鸣的作品，一定是好作品，它也能够赢得读者的喜爱。这就要求我们光明日报学术理论版的编辑，要有时代的高度，要有学术水准，要善于从纷繁复杂的各种表现当中，捕捉时代的“风眼”，把握学术脉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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