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泰伯》：“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其对于施政环境有所抉择可以理解，但对政治环境的要求过于理想化了。这里有一个二律背反的问题，即“天下有道”局面，究竟应该是政治家治理的结果呢，还是其出仕为政的前提条件？孔子对“隐”与“见”的论述，似有颠倒因果之嫌。这也是他“遍干诸侯而不遇”的一个原因。

以往论者讲“儒法斗争”，认为孔子重人治不重法治、反对变法，是旧制度的卫道士。此类观点值得商榷。徐复观曾讲：“说儒家重人治而不重法治，便首先要看对‘法’的解释……若将法解释为刑法，则儒家确是不重视刑法，但并不否定刑法。若将‘法’解释为政治上所应共同遵守的若干客观性的原则，及由此等原则而形之为制度，见之于设施，则孟子乃至整个儒家，是在什么地方不重法治呢？”徐先生接着从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论述了儒家对法治的重视，并强调：孔子所谓“‘齐之以礼’的‘礼’，其基本精神正合于现代之法治，而法家的‘法’，偏于刑法的意味重，并与现代的法治不同。因此，‘齐之以礼’即是主张法治。”此论对于纠正一些人对于儒家和现代法治的偏见，实有振聋发聩的作用。

    孔子之道是内圣外王之道。儒者在野不得位，只好侧重于“内圣”；一旦得位就会内圣外王并重，而不免执法。孔子任鲁国司寇，是最高法官；孔门弟子从政，也不免断狱执法。钱穆说“法原于儒”；郭沫若[注: 郭沫若（1892年11月16日—1978年6月12日），清光绪十八年九月二十七日（1892年11月16日）出生于四川省乐山市观娥乡沙湾镇，汉族，原名郭开贞，字鼎堂，乳名文豹,号尚武。]说“前期法家在我看来是渊源于子夏氏。子夏氏之儒在儒中是注重礼制的一派，礼制与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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