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为什么子产治郑游刃有余，而孔子却在鲁失位，周游列国又四处碰壁得不到重用；连孔门弟子坚持孔子之道，也难以适应当时的社会现实呢？

    这是个颇为复杂的问题，切不可作简单化的判断。既不能说孔子及其弟子缺乏政治才干，更不可武断地归于孔子保守、开历史倒车之类。笔者以为，可以大致归结为以下原因：一是春秋末年还普遍实行着世卿世禄制度。子产若非公孙，即便有幸为卿，也难以在“国小而偪，族大宠多”的郑国成功地执政。而孔子及其弟子既非公族子孙，亦非强卿之后，出身中下层而凭个人才干跃居卿位已属十分罕见，执掌国政实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就更是难上加难。孔子的政治悲剧，总的说也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在当时难以实现的悲剧。孔子为政于鲁，外挫强邻以捍卫主权，内尊君权以强公室、抑私门，基本目标是富国惠民强兵，促进鲁国强盛。其为政的基本方略，对统治者[注: 统治者 tong zhi zhe 〖the ruler〗 所谓统治者，是一个独立主权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他统治的领域具备一个国家的性质，他在同时和后世均被广泛认可。]而言是“足食，足兵，民信之”，要求执政者宁可饿死也不能失信于民；对民众而言则是“庶－富－教”，对民众施教既有礼乐教化，也有军事训练以备战的内容，并非单纯“以德治国”。有论者说孔子把信义置于民食之上，让人民宁可饿死也要守信，实在是误读或曲解。这比刘宝楠[注: 刘宝楠(1791-1855)，字楚桢，号念楼，宝应人。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 优贡生，道光二十年(1840年)年进士，历任文安、元氏、三河、宝坻等县知县。]《论语正义》的解释，是明显的退步。平心而论，孔子的为政目标和基本方略，与子产相差无几[注: 相差无几 拼音：xiāng chā wú jǐ无几：没有多少。出自宋·苏轼《乞不给散青苗钱斛状》：“二者皆非良法，相去无几也。]；但在政治操作层面，缺乏子产那样对于人性“无欲实难” 的透彻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使人们“皆得其欲，以从其事，而要其成”的巧妙驾驭。这大概就是思想家与政治家的关键性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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