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法”的内容，引起孔子不满的第二个原因，是主持晋国“铸刑鼎”者越权行事。像制作刑器这样的大事，本当由晋君或者正卿主持。当时，晋国的正卿是魏献子，身为“下卿”的赵鞅、荀寅借“帅师城汝滨”之机“铸刑鼎”，实属“擅作刑器”。这样的乱政在晋国得以通行，就是因为公室衰微，政在几家强卿大夫，“铸刑鼎”显然是要强化这一局面，维护几家强卿的既得利益。孔子正是从晋国“乱政”得以通行，作出了“晋其亡乎，失其度矣”的判断。这一判断，应当说已经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

    郭沫若曾讲：“法家的产生应该上溯到子产。《左传》昭公六年三月‘郑人铸《刑书》’；当时郑国是子产执政，这至少可以说是新刑律的成文化。”孔子不仅不反对子产“铸刑书”，还极为推崇子产，赞佩子产“宽以济猛，猛以济宽”的为政方略；“及子产卒，仲尼闻之，出涕曰：‘古之遗爱也！’”仔细研究孔子与子产的异同，可以说此二人都是春秋[注: 春秋时期，始于平王东迁。他得名于鲁史《春秋》 。是中国历史上社会经济急剧变化，政治局面错综复杂，军事斗争层出不穷，学术文化异彩纷呈的一个变革时期，是中华古代文明逐渐递嬗为中世纪文明的过渡时期。]末年的大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其思想政治观点确有多方面的一致性；其区别则主要是在野和在位之分。在位者以政治家为主，兼具思想家的特点；在野者以思想家为主，兼具政治家的特点。从《左传》子产“不毁乡校”和舆人称赞“我有子弟，子产诲之”等记载来看，如果说孔子是中国历史[注: 中国历史是中国各民族诞育和发展的历史。它的发达的封建社会，曾创造了同时代世界最高的文明。但是当西方某些地区跨入资本主义，特别是当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入侵中国之后，中国越来越落后了。]上政教合一[注: 政权和神权合二为一的政治制度。其基本特点是：国家元首和宗教领袖同为一人，政权和教权由一人执掌；国家法律以宗教教义为依据，宗教教义是处理一切民间事务的准则，民众受狂热和专一的宗教感情所支配。]体制终结后第一位伟大的私学教育家，那么，子产就是政教合一体制内最后一位伟大的官学教育家。从孔子对子产一往深情的表现，借用孟子评论曾参、子思的话，我们也可以说：子产、孔子同道，二人易地、易位则皆然。《论语·公冶长》：“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