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在抄袭事实和制度规范面前，这样的惩处不仅合法，而且必须。从理论上讲，这实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情。然而，川大惩治学术造假快刀斩乱麻的速度和力度，放在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中，还是显得难能可贵，甚至特立独行。

　　纵观近年来曝出的学术不端事件，乃至最近的院士举报院士事件，往往是举报的多，处理的少；慢处理的多，快处理的少；成悬案的多，有定论的少；“罚喝酒”的多，动真格的少；个人回应的多，部门介入的少。这五多五少，很大程度上造[注: 爵位名。秦、汉二十等爵的第二级，只高于公士。《汉书·百官公卿表》颜师古注：“造，成也，言有成命于上也。]成了对学术造假行为惩治不力的局面，客观上让不少造假者只背负道德骂名，却逍遥于法度之外，实际上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破窗效应”，持续恶化着学术风气，助长了一些人的侥幸心理，让学术不端现象在“棉花拳头”下愈演愈烈。

　　就在去年，上海[注: 上海市-上海，中国大陆第一大城市；四个中央直辖市之一；是中国大陆的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上海创造和打破了中国世界纪录协会多项世界之最、中国之最。]大学教授朱学勤面对博士论文抄袭的指控，主动申请上海大学和复旦大学启动调查程序，最终维护了自身清白。如果说朱氏的“风度”主要源于个人的道德自律，那么川大的“力度”则更多的因为制度效力，该校制定和实施了较为完备的学术规章制度，还有快速反应的调查惩处机制。

　　相对而言，朱氏范本可遇不可求，所以至今还是孤例；川大样本可学也可用，而且更具现实针对性，不失为治理学术造假的必由之路：制度发力，部门出力，处理得力，给社会一个既迅速又负责的交代。沿着这样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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