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社会消化不了那么多人才的时候，就必然有一部分人才找不到用武之地。人才没有得到合理的任用，对人才个人来说是一件难以承受和难以面对的事情，而对于社会来说，就必须用一个较好的方式，让他们即使在心理上依然有忿忿不平的情绪，但至少在行动上能够不和社会形成一种剧烈的对抗。科举制度在解决这个难题方面效果是比较好的。第一，考生并不认为他是被朝廷刷掉的。因为在明清时代的殿试中，皇帝从来不刷人，皇帝的作用是定名次、提高考试的规格。有皇帝做主考官的考试，当然是规格最高的考试，考试也因此显得庄重、隆重、有神圣感。这种神圣感有助于加强考生服务于国家的意识。第二，考生也不认为他是被某个考官有意识地刷掉的。在科举考试中，所有被刷掉的人，除了极少数人认为他们是被某个考官有意识刷掉的以外，大多少人不会这样想，因为在宋以降的考试中，一个考官，我们且不说他有意识刷掉一个人很难，他有意识录取一个人也很难。考官很难知道他改的是谁的卷子。科举制度在淘汰人才方面副作用较小，主要表现在这两个方面。而世卿世禄和两汉的察举制[注: 察举制是中国古代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它的确立是从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开始的。察举制不同于以前先秦时期的世袭制和从隋唐时建立的科举制，]，在这两个方面都有较明显的副作用。

    说到中国科举制度对人类文明进程的影响，不能不提它在传统读书人人格塑造方面的功能。清人赵翼写《廿二史札记》，讨论到元朝末年的情况，其中有一个标题叫“元末殉难者多进士”。元代是一个特殊的时代，少数民族[注: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指得是多民族国家中人数最多的民族以外的民族。新中国成立后，通过识别并经中央政府确认的民族共有５６个。]统治了汉族。但在元王朝行将灭亡的时候，殉难的人仍以进士居多。为什么进士群体更能与王朝同患难共命运？当然与他们得到了王朝的好处有关，但这只是一个方面。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进士阶层重视价值担当。儒家强调杀身成仁，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用传统儒家经典来做考试教材，的确有助于让这个社会的一部分人以人格上的精英来自居——不是一般意义的精英——是人格的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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