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钦泓坐1949年5月份最后一班中兴轮从上海到台湾，他形容：最后一班中兴轮人满为患，大家争着上船，船票行价是十五到二十条金子，他因为与船上驾驶员、二副都是朋友，所以用通行证上船，耳里还听到枪声大作；守在船上的军人，把爬不上船的旅客用绳索吊上船体，港口挤满了人，吵闹喧哗。在中兴轮上，他挤在二副房间，其他旅客把走道、通路[注: “通路”是指产品从生产出来到消费者使用的中间销售过程，现界内习惯把“通路”理解为：通路就是流通渠道。当前企业的渠道建设即通路建设已成为企业制胜法宝之一。]都塞满了，“有些台阶还坐了两个人!动弹不得”。
刘真实在公公病榻前，听得公公在十五六岁时，身上缠着金条想换船票，但是船快要开了，家中亲人已经逃上船。“快，快，快!跳上来！”亲戚张开手，大声呼唤!岸边挤满了人，万头攒动，从岸边望去，看不见海水，有人身上缠着金条，用力跳，金子太重了，人就扑通落入水里，沉下去。她的公公一看，快快扔下身上缠绕的金条，用力—蹬，往要开航的太平轮上跳，“接住了!接住了!”
接下来再下一个航班的太平轮，就沉在舟山群岛。当年跳船、接船的长者，都已作古。“提起那段往事，公公当年在病床上，还是落泪呀!”“他说怎么跳上去的都不知道，只知道要逃命吧!”刘真实转述中，依旧有万般不舍。
据曾经坐太平轮的乘客记述：国共内战后期，所有船票不再是票面价，多用黄金直接换船票。有办法的人，拿张名片也能上船。据说当年的船票，都比上海市政府公定价格还高，有些多卖出来的位置，就是船员们的外快，也难怪最后—班太平轮，超载了三四百人之多。在上海法院的起诉书中亦强调太平轮“向来是超载累犯”的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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