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的时候，研究所的队伍已经扩大至40余人。常书鸿和段文杰这些老一辈敦煌人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下都能坚持下来，他们的精神深深感染着我。”樊锦诗说。

“一开始，我只承诺老彭在这里待3年，3年后就去武汉跟他结婚。后来遇上‘文革’，根本无从谈论工作调动的事情。等‘文革’结束，段文杰先生总是劝我不要离开，而我对这里也产生了感情，不愿意再离开。”

于是，她只深刻记得来这里的第一天，是失落的，是艰苦的，是需要憋着不上厕所眼巴巴盯着天花板过一夜的。随后48年里的每一天，只是庸常岁月中极为普通的一天天，就像只要风吹，鸣沙山上的沙就会飞扬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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