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实际上，部分大学和学者一直以来都忧虑那些倚仗由美国和西欧发展出来的国际基准和指标，使得具有本土意义的人文学[注: 文学，是指以语言文字为工具形象化地反映客观现实的艺术，包括戏剧、诗歌、小说、散文等，以不同的形式（称作体裁）表现内心情感和再现一定时期和一定地域的社会生活。]及社会科学研究越来越边缘化。有关本土的研究，有时由于语言和内容的问题，很难刊载到英美的“国际”期刊上。有时，如何定义“国际化”是极为随意的──美国的学术期刊比英国或澳洲期刊更容易被评为具有“国际性”，而英澳期刊又被视为较亚洲或香港期刊更具“国际”性。这便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使得本地的、以中文写成的、亚洲出版的期刊被视为次等，令其发展受阻。

    以英语出版或国际性发行学术著作并无不妥，令人忧虑的是对所谓国际基准的迷信，已演变成一个游戏，就是由海外已建立权威的（主要是英美）学术界主导了议题。研究的表现如何，是以被“国际”期刊或其刊出的论文引述过多少次来界定，有时并不理会研究对本土是否有贡献。这样做，本土学术界的学术自由便被海外期刊编辑或院校所支配甚至垄断了！

    这种把国际期刊采用率和研究成果被引用次数作为考评办法的所谓客观计量方法，使学术研究[注: 孙武兵法初探序言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克劳塞维茨曾指出；战争不是神物，战争是发展的科学，余窃以为以兵圣孙武为代表的中国兵学思想文化无疑正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成果的杰出典范；同时又]和出版变成“学科”的追求，而非“学问”的追求。现时区域内学者面对的重大挑[注: 大挑，中国古代官职名。-datiao]战，就是克服语言障碍，使非西方（如亚洲）的范式及学术更广为人知；若不如此，再多的国际化只会引向一条单程路，不利开拓知识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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