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基本上是隔膜不知的，典型表现，一是1793年乾隆皇帝（1711-1799）接见英国使臣马戞尔尼（1737-1806）时显示的“集体孤独症”。乾隆对于正在进行工业革命的英国仍以落后夷狄视之，自负天朝“无所不有”，断然拒绝与英国通商、建交。二是1838-1840年间，道光皇帝[注: 道光皇帝，是中国清代皇帝。满族。爱新觉罗氏，名旻宁。庙号宣宗，谥号效天符运立中体正至文圣武智勇仁慈俭勤孝敏宽定成皇帝。-daoguanghuangdi]（1782-1850）在清朝遭遇英国来袭时，茫然不知“英夷”地处何方，终于在战场上惨败后签订城下之盟，割地赔款。从“盛世”皇帝乾隆的自傲，到“衰世”皇帝道光的虚弱，共同点皆在昧于世界大势，不能为中国文化[注: 中华文化，亦叫华夏文化、华夏文明，即汉族文化，汉文化。且流传年代久远，地域甚广，以文化圈概念亦被称为“汉文化圈”。中国文化不但对韩国、日本，]准确定位，从这一意义言之，其时的中国尚处于自在状态，未能赢得文化自觉，也就谈不上理性地决定自己的文明路径。
19世纪中叶以后的百余年来，与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鸦片商品相伴随，现代化浪潮自西徂东，日渐迅猛地推进。经历着“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中国文化，面临“现代性”的反复拷问：从器物层面到制度层面，再到观念层面，中国文化迎受现代化的能力如何？中国固有的“内圣外王”路径，历经[注: 历经 拼音： 解释： 经历；多次经过：～劫难ㄧ小庙～百余年的风雨剥蚀，已残破不堪。-lijing]工业文明的激荡，是否可以开出新“内圣”，以提升现代人的精神世界；是否可以建设新“外王”，以构筑持续发展的制度文明与物质文明？
在严峻的民族危机压迫下，在文化现代性的追问下，国人展开关于中国文化的新一轮自省。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