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中体西用说”的完整表述。此后，洋务大吏张之洞[注: 张之洞是清末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洋务派代表人物。清道光十七年八月初三生于贵州。咸丰二年（1852年）顺天府解元，十八岁中举人，廿六岁中进士。]（1837-1909）1898年撰《劝学篇》，提出“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劝学篇·会通》），“旧学为体，新学为用”（《劝学篇·设学》），令“中体西用说”成为清末民初时人乐道的“流行语”。

　　概言之，清末改革派倡言“中体西用”，较之昔时的文化自闭是一大突破，其实效则是机器工业、近代文教、近代官制、军制的引入，中国获得宝贵的文化新质，然而，由于政治制度[注: 政治制度politicalinstitution 定义政治制度是指在特定社会中，统治阶级通过组织政权以实现其政治统治的原则和方式的总和。]和观念领域深层变革的滞后，“中体西用说”自觉不自觉地陷入“体用两橛”境地，谭嗣同[注: 谭嗣同（1865-1898），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为著名的“戊戌六君子”之一。其代表作《仁学》，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进行了强烈的抨击。]（1865-1898）将其批评为“不审”，并力陈“道之不离乎器”，“器既变，道安[注: 道安(314─385)，东晋、前秦时高僧、佛经翻译家。常山扶柳(今河北冀县西南)人。道安著述、译经很多，对佛教贡献很大。]得不变？”（《谭嗣同全集》，第197页）兼通中西的严复（1854-1921）则评述：

　　故中学有中学之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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